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會開幕了。晚上的煙火讓我想起了家鄉伊豆在海邊每年舉行一次的“煙火節”。看煙火，日文叫“花火”，對日本百姓來說是最好的情緒釋放，把平時積累的所有郁悶和不滿都釋放出去，大家一起享受節日的歡樂。

世博的歷史一脈相承。愛知到上海，讓我想起了少年時代專門從事的“接力賽跑”，它包含著所有隊友的汗水，是心連心、手牽手的靈魂交接。我曾接觸過許多被派遣到日本愛知縣吸取愛知世博之經驗的中國官員，但願愛知經驗能夠為中國模式提供一點點參照。一衣帶水的中國和日本，地理上很接近，雖然曾發生過不幸的歷史，國家實力關係的歷史性變化也折射著些許互不信任，但經貿上、文化交流上、人文情懷上的相互依存是不爭的事實。相鄰的中國館和日本館將攜手展現對“環保”、“綠色”的極高忠誠度。…

2010年9月中旬，我在海外待了10天，不在北京的這段時間，《環球時報》編輯告訴我說：“在你離開的這幾天，北京大堵車，超級無敵堵。一個是節前，好多人送禮，外地車多。另外就是開學了，很多家長要接送孩子”。我畢竟在北京這座行走成本居高不下的大城市待了七年，對這些現象不難理解。編輯接著說：“中國的學校硬件不差，但是居然都沒有校車”。

我立即反駁：“學校有沒有校車與北京大堵車無關”。…

我從2004年開始在人大附中教日語。一天傍晚放學，在高中樓一層大廳，我跟一位年輕的中國教師邊走邊聊。同學們穿著校服，背著書包，有的大聲聊天，有的吃零食，紛紛離開校園。我感覺很孤立，幾乎沒有一個學生理我們。

我問旁邊的老師：“他們怎麼回事，面對著老師，連‘再見’都不說？”老師回答：“現在的孩子都是這樣的，忙他們自己的。”忽然，有個女生邊跑邊向我們擺擺手，快速說：“拜拜！”只有這一個學生打招呼，用的是英語。老師說：“那是馬來西亞的留學生。”…

四



2010年6月，高考那一天，我在北京地鐵一號線終點站四惠東站入口處看到了“高考生優先安檢”的牌子。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看著那張牌子陷入沈思。我曾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當過外教，人大附中畢竟是升學率高的學校，學生們也都很活潑、聰明、睿智。只是除了那些靠金錢或權力出國留學的孩子之外，他們都要面臨高考的壓力。曾經無數家長為孩子的未來表示過擔憂，並向我詢問：“加藤老師，您看我孩子怎麼樣？”

我平時也收到無數高中生的郵件，其中來自高考生的郵件最多，內容大概都是“加藤老師，我是您《Vista看天下》專欄的忠實讀者，很喜歡您的專欄。我是即將面臨高考的學生，最近壓力很大，實在受不了，我們中國的孩子為什麼……”…

三

2010年1月，北京市政府下令，北京地鐵站內除《北京娛樂信報》之外的報紙一律被禁售。理由為超過500萬人次的大客流難以控制，目的為確保乘客安全。這條新規引發軒然大波，市民們從輕視民意的角度表示不滿。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1號線和10號線交接的國貿站，確實見不到報紙銷售員了。站臺上的人數似乎少了一些，氛圍似乎冷清了一些。上車後發現，果然沒有人看報紙，很正常，畢竟買不到嘛，普通百姓把在外面買的報紙帶到地鐵裏專門翻一翻，有些夠嗆。看看周圍，有打遊戲的，聊天的，吵架的，吃喝的，比原來亂了些，吵了一些。…

二

“請問，地鐵安檢究竟持續多久？”

“不知道，直到地鐵消失吧。”

“你們為何不對所有人安檢呢？”

“我們忙不過來啊，只好抽檢！”

“以什麼為標準呢？”

“你要幹嘛？”…

我在北京，平時都坐地鐵。從我剛來北京的2003年至後奧運時代的2010年，北京的地鐵發展很快，變化很大。地鐵是我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地鐵是反映一個城市文明程度與發展水平、人民素質與文化面貌的珍貴鏡子。每到一座城市，只要有，我都會選擇坐地鐵，從感受地鐵的草根角度觀察中國。在這裏，我想跟讀者分享“我與北京地鐵”的四大故事。

一

2008年5月的某一天，我去天津出差，先從北大走到五道口，坐城鐵到西直門，再坐開往北京站方向的2號環線。與平時一樣，我拿著《新京報》，度過地鐵裏的時光。…

2010年1月上旬，我第一次從廣州進港，為的是參加鳳凰衛視的節目。我曾去過香港，但是從北京飛過去的，沒有從陸上進去過。從廣東東站坐和諧號，到了深圳的羅湖，到處能看到往香港的標識，原來大陸和香港是這麼近的。週末人多，平時還好。

上火車到了新界的大埔墟站，22港幣。撲面而來的空氣，車站的佈置，電梯、樓梯等的連接，出站後的風景，便利店，星巴克，ATM等幾乎與日本相同。香港使用繁體字，我都看得懂，只是那些服務員說得基本都是廣東話，只好用英語溝通。最近去香港的大陸人特別多，香港不斷被“內地化”，在地鐵裏播放著廣東話、普通話、英語三種語言。但能用普通話正常溝通的人並不多，這點出乎我的意料。…

2010年3月，這是我第二次到南京訪問。前一天在上海參加第一財經《頭腦風暴》節目，談了“豐田會不會完蛋”的問題，晚上感受了一下上海夜生活。本打算早點出發，但晚上喝酒喝得太多了，9點鐘才起床，只買到動車組93元的無座票。在我坐的車廂裏，到處都是解放軍南京軍區的軍人，帶著許多行李，應該是剛剛在外地受過集訓的吧。這一場面仿佛讓我進入《南京！南京！》裏的場景。

作為一個日本人，來南京還是感覺到一種壓力的。這跟在香港因聽不懂人家說的話而感到的壓力不同，而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政治壓力。不過，我還是很喜歡南京這個文化很深厚的古都。…

我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稍微展開一點。眾所周知，日本是個“性大國”。受中國男人極大歡迎的“AV”片不用說，制作過程很精致，除了日本人的國民性之外，還體現了經驗的豐富和多元。日本人一般在工作等公共場合承受著巨大壓抑感，一旦回到私人空間，往往就變得很瘋狂，“性”則是瘋狂的對象，女人往往比男人還開放。

不過，日本在“性”方面的政策法規是非常嚴格的。比如，未成年人不可以在便利店購買有關色情的雜誌，包括《花花公子》。自稱享受著“言論自由”的日本輿論界，色情方面是罕見的受到政府“監控”的領域，原因是它有可能破壞社會秩序，不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

2010年4月底我參加了一場跟“性”有關的座談會。就像其他名人嘉賓帶著害羞感表達的那樣，“這個話題不好在公共場合說出來”。在中國，“性”就像“政治”一樣是敏感話題，更是體制問題。難道存在“正確”與否或“內外”之分？

今天中國人在性的“實踐”方面開放很多了，可以斷定，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社會已經基本實現了“性解放”。只是在有關“言論”方面，由於它本身具備的隱私性，再加上東方文化的內向性，還有中國特色的體制性，大家還是小心翼翼地談性。

無可厚非，“性”本質上是私人事務，只要不違法，在不危害他者權利和社會秩序的前提下，一個人在私人場合做什麼都不成問題，公權力也不該給予任何干涉。“性”類似於吃飯或睡覺，是一個合法公民擁有的基本人權。何況，沒有性了，人類的繼承過程也自然中斷。…

福原愛是日本最有名的乒乓球選手。2007年4月，她上了許多中國朋友熟悉的早稻田大學，但由於種種原因，2010年3月中途退學。她從小就引起日本國民廣泛而密切的關註，我們都叫她小愛，覺得她的娃娃臉很可愛，她努力練習乒乓球的身影也曾經感動過無數日本人。福原愛哭，輸掉比賽，輸給自己的時候常常哭泣，大家總為她鼓勵加油。

中國朋友們好像更熟悉福原愛，這與她的教練是中國人有關系。她曾經在遼寧本鋼隊裏訓練，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地道的東北話，她還訪問過奧運冠軍張怡寧畢業的北京什剎海體育學校。她與中國有著很深的緣分，對她來說，中國就是第二故鄉。

小愛曾經接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采訪，被主持人問起家庭困難問題的時候，忍不住淚流滿面。我相信，無數中國人被她感動。小愛在我眼裏也是個能夠吃苦、能夠踏踏實實努力的人。…

2010年底廣州終於作為東道主舉辦了亞運會，作為前長跑運動員的我也很興奮，從頭到尾對它進行了一番審視。結果發現最有趣的還是人，體壇上的那些風雲人物。我選擇了三個人，他們分別是：李永波、福原愛、劉翔。

2010年10月29日晚上，我在深圳出席了“2010中國杯帆船賽藍色盛典·時代騎士勛章授勛儀式”。早些時候，我和中國羽毛球國家隊總教練李永波先生代表11名2010年時代騎士參加了新聞發布會。李老師右耳帶著藍牙，一副嚴肅的表情，聲音低沈，相當有禮貌地打著電話，好像在談亞運會的事情。他的嚴肅和低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奧運之後，中國體育下一步怎麼走？

中國體育界正處於過渡期，就像改革開放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一樣，正在探索中。在美國，體育幾乎是以商業運作取得發展的。美國的做法證明，體育既可以充滿媒體效應，也完全可以依靠市場推動。從美國運動員的身上，看不到國家的影子，大家都純粹為自己而奮鬥。國家榮譽永遠是結果，而不是目的。

在日本，所有運動員從小是跟其他普通學生一起上課、考試的，利用業余的時間訓練，沒有什麼特別的待遇。日本人相信“文武兩道”對一個人的成長來說是最健康的，即學校的學習和業余的訓練都很重要，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2008年，中國多事之年，舉國關注的北京奧運會結束了。我有兩個印象：一是奧運會進程順利平安，這應該超越了此前國內外人士的“預期”；二是中國最後獲得了51枚金牌，100枚獎牌。從排名看，金牌數第一，獎牌數第二。我不討論兩者哪個更有價值，不管怎樣，作為本屆東道主，中國隊在奧運會上的表現是驚人的，讓我感到中華民族是能夠創造奇跡的。

我以前在日本是專業長跑運動員，體育特長生。從14歲到17歲，主要參加800米、1500米、5000米的比賽，還有長距離接力賽跑，這是我最喜歡的，很有團隊的感覺。雖然自己已經“退役”8年多了，但我依然願意以運動員的眼光關註體育界的動態，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這次我在北京親眼目睹，並以自己的方式親歷奧運，對體育界的思考欲達到了高峰。下面提出的幾個問題，可以算作我這個非專家的草根思考。…

我一直關注國是文化、習俗、慣例等味道濃厚的社會，它們幾乎滲透到每一個人的身心上。然而有些現象確實不可思議，對此雖然我也盡量想辦法加以解釋，想借此提出我眼中“中國人的不可思議”。首先聲明，這些都是相對的，不是徹底普遍的，更不是永恒意義的。

一、中國人為何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消費稅”是百分之多少？征稅是每個國家的生存之道，消費是每一個國民的生存之道，國家是依靠國民納入的稅金被養活的。在日本，消費稅多少是國民最密切關註的大事，如果政府搞不好這一點，一定要下臺了，內閣要垮臺了。5%和8%是徹底不同的概念，但幾乎所有中國人不知道自己購買商品的時候被國家扣了多少。…

——城市義務教育費被免除之背後

2008年8月23日晚上，我在新華社演播室參加了由教育部新聞辦公室和中國教育電視臺聯合推出的大型教育政策談論節目《問教》，主題為“城市義務教育全免費”。本節目的總策劃、特約主持人、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節目的開頭說：“現在正在進行的北京奧運會是大喜事，但同樣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是，從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城市義務教育將全部免費，這也是大喜事。”

2008年7月3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工作。會議決定，從2008年秋季學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全部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繼續免費提供教科書，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學生補助生活費。…

2010年11月中旬我在日本。13～14日在有著名“中華街”的橫濱采訪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11月13日下午17時26分～48分，胡錦濤主席和菅直人首相突破自撞船事件以來始終無法擺脫的互不信任，進行了22分鐘的正式會晤，為接下來的中日關系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礎。

此輪APEC多邊外交，至少對中日雙邊關系來說，不是走廊或沙發式的非正式外交。正式的首腦會談能否召開，無疑是人們關註的焦點。實際上，兩國政府直到當天下午才宣布進行正式會談。一名日本外務省幹部對我表示，“中方希望最後一刻才公開”，從中不難看出，胡錦濤此次趁APEC會議實現中日首腦會談是如何的艱難，主要原因是，國內依然存在許多反對的聲音。…

2010年春節前後我到廣東東莞待了兩周左右，借機對東莞進行了一番了解。

2008年東莞在城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上奪得了第1名——30275元。根據2005年9月由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測評結果顯示，東莞28個鎮全部上榜，11個鎮名列前100強。其中，虎門摘取千強鎮桂冠，長安與塘廈分別居於第3位和第5位，常平、厚街和鳳崗等8個鎮入圍前百強。

我曾多次到過這些鎮。在那裏，五星級酒店聳立，很多還在大力建設中，住一晚500元左右。在這裏出租車是不打表的，即使是不超過起步價的近距離，乘客也隨便給20元，否則司機不會拉你。總之，你一定會懷疑：“真的是一個鎮嗎？”有點進入迪拜的味道。…

2003年正值“非典”高峰，我來到北京。北京給我留下了多種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市民為什麼那麼清一色地闖紅燈？生命不受到威脅嗎？市民為什麼不排隊？為什麼不僅不排隊，還侵犯他人的權利插隊？市民為什麼在公共場所，比如地鐵、商店等，不顧周圍的人大聲說話、搶位子？他們為什麼為坐位子這麼微小的個人利益而“奮鬥”？為什麼為搶到位子這麼不文明的成功而得意洋洋？當時的我，在眾多的“為什麼”面前一塌糊塗，沒法“消化”北京現象所帶來的“沖擊”。

我是日本伊豆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小說家川端康成的著作《伊豆的舞女》那部小說所描述的就是我家鄉的情景。伊豆是一個半島，位於富士山南邊，有山有海，也是“溫泉之鄉”。伊豆是安靜的、清潔的，而且有序的。鄉下，人口不多，但人們都循規蹈矩地過日子。我每一次從北京回到伊豆，感覺簡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