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工作內容。那些應聘者們聲明的拿手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餐廳、工廠、大廈等地方做菜、裝修、清潔等低級性勞動。在市場裏幾乎看不到中等級別以上的知識導向性的工種，比如電腦維修、公司財務等。可見，具有中等或高等技術以上的求職者似乎能夠以相對正常的方式應聘，也許許多人已找到了崗位。而天天在二馬路展開遊擊戰的，真正沒找到工作的人是缺乏能夠吸引企業老板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的。

最後是民工素質。這點跟工作內容密不可分。那些民工們的素質明顯很低，不具備什麼禮儀和理性。大多數都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初中或高中畢業，普通話講得也很不標準，無法充分溝通，他們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受害者，而不追求自我成長，很情緒化。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農村，除了父母和妻子，還有幾個即將或正在上學的孩子，應該說，他們的生存壓力比城市居民大很多。

接下來談談應聘上的不同點：

首先是工資要求。與2008年相比，他們對招聘單位的要求嚴格了一些。去年看到的情況是——“我來自上海，在找裝修人員，你會嗎？月薪1200元。”“我去，馬上跟著您就去！”而今年看到的情況是——“我來自北京，在找川菜廚師，你會嗎？月薪1500元。”“北京啊，工資又這麼少，我不去。”“那你說月薪多少？”“最低2000元，我之前在廣東的餐廳是月薪3000元呢。”

其次是打工地點。這點讓我感到有趣，發現許多人不願意去北京、上海、廣東等大城市，說那邊消費高，老板不靠譜，生活壓力大。相比之下，他們更願意去消費不那麼高，節奏不那麼快，生活較平穩的中西部中等城市，比如鄭州、成都、武漢等。

最後是應聘態度，與2008年相比，今年應聘者們看待現實的態度似乎樂觀了一些。我記得，去年的二馬路市場充滿緊張、迫切的空氣，不同的應聘者之間經常爭吵，競爭甚至戰爭氛圍相當濃厚，畢竟來招聘的老板也很少。但今年看到的現象是，應聘者之間以較輕鬆的表情聊天，甚至合作起來分享信息，共同努力找到崗位。老板來了，他們也先了解對方的需求何在，然後較冷靜地判斷老板提出的崗位對自己合不合適，相互讓步，而不野蠻式地搶崗位。

以上六個方面似乎都是中國政經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必然發生的，體現的則是積極的變化和消極的持續。

離開二馬路之前，我思考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這些農民工是不是合格的信息掌控者？在網絡信息化時代，招聘者與應聘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應該比過去少了很多，但他們有沒有合理的渠道去掌握那些招聘信息？對此，我持有懷疑。另一個是，這些農民工有沒有接受過合格的培訓？在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的時代，倘若應聘者，尤其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沒有接受過合理的知識或技術培訓，招聘者與應聘者之間的供應與需求關係將導致嚴重的失衡。對此，我比較擔憂。

其實，信息和培訓是日本相關勞動部門最為重視的兩大領域。中央和地方政府與民間的企業、教育機構合作起來，向全國各地所有城市的失業者、轉業者、剛畢業者以及殘疾者提供名叫“職業安定所”和“職業訓練所”的服務。前者實際上是招聘者與應聘者之間的中介功能，這一政府部門向雙方利益攸關者提供招聘和應聘的信息，所有日本國民都有權利免費享受這一服務。後者則是在掌握勞動市場及招聘機構的需求信息的基礎上，給應聘者提供培訓。時間有長有短，有一個月的半年的，甚至一年的。領域也很多，農業、機械技術、會計、醫療、福利、中學老師，甚至政府公務員等。一般來說，參加培訓是需要報名和面試的，但一旦通過，不僅免費享受服務，還可以在培訓期間拿工資，保證生活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