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一詞，作「敘」，為初形本義。漢許慎《說文解字》云：「敘，次第也。從攴餘聲。」(26)於是，「敘」字，引申即兼涵位次、主次、調整、安排、設計之意。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範疇，「敘」之本字已概括無遺。敘事一詞，作「敘」，為本字正字。或作「序」事，則為同音通假字(27)。中國傳統敘事學，著眼於「敘」(序)，多於關注「事」。換言之，較著眼於位次、主次、安排、設計之「法」。筆者近著如《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論說《春秋》《左傳》《公羊傳》《春秋繁露》《史記》《漢書》諸史籍，其「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之。《左傳》《史記》諸史傳之著書立說，大抵暗合上引朱熹所提「《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之原則。義，形而上，不可說、不能說、不好說、不便說；由於「法以義起」「法隨義變」，故史學論著、小說評點，多以說「法」、示「法」，作為金針度人之津筏。讀者自當舍筏登岸，即器以求道。…

《左傳》先經、後經、依經、錯經，「隨義而發」之解經方式，後世衍變成為一種敘事模式。若此之比，即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所謂「史傳」傳統。毛宗崗《讀〈三國誌〉法》，推崇《三國》書乃文章之最妙者，論及三國故事之起始與終結，參差與錯落。《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其先經、後經、依經、錯經之敘事傳統，顯然可以前後輝映，相互發明。其言曰：…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提示《春秋》筆削與中國史學之淵源，筆削見義為敘事傳統之要法。其中論說詳略、異同、重輕、忽謹之辯證關係，可作屬辭比事《春秋》書法之具體揭示。其言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13)…

筆削原指史料的刪存去取，乃歷史編纂學之必要步驟。筆與削彼此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排比史事可顯意，連屬辭文亦能見義。《春秋》筆削書法，一變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再變為詳略、異同、重輕、忽謹、先後、因變之史法，三變為曲直、顯晦、有無、虛實、忌諱、回護之義法。或筆或削，大抵出於作者之獨斷與別裁，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識、史觀、歷史哲學，可謂順理成章。方苞會通經史古文，提倡義法，強調法以義起，法隨義變，為中國傳統敘事學著重筆削見義、比事屬辭之「法」提供了學理依據。《春秋》《左傳》等史籍「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說與戲劇敘事淵源於史傳，筆削書法，自可作為解讀《三國誌》《三國誌注》《三國誌演義》等史傳、小說、戲劇敘事之津梁與法門。…

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口述史規範化工作不斷推進，各類口述史成果疊出，湧現不少影視作品形式的口述史記錄，如中央電視臺的《大家》《大國工匠》《國家記憶》《超級工程》等節目，以及省市電視臺的口述史欄目，如西藏電視臺的《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口述》、新疆電視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口述史》、南京電視臺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口述》等。…

三是後期整理編輯，歸檔存檔規範。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模本對後期整理編輯概括為九項工作，其中整理編輯六項、存檔歸檔三項。



國圖模本寫為「資料整理與加工」，具體為六項工作，即：1.口述史資料記錄標識號；2.視頻、音頻、照片整理；3.口述史文稿整理；4.制作口述史成片；5.其他文獻的保存與備份；6.形成工作卷宗。文化部非遺模本的整理編輯則分為：搜集資料整理、采集資料整理、原始資料復制備份、制作文獻片、制作綜述片、形成工作卷宗、復制保存建檔七項。



三者相比，「非遺傳承人」強調制作文獻片，突出「非遺傳承人」的口述采訪的特點。…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口述史開始起步。起步階段的主要工作是介紹西方口述史相關著作，只有少部分專家開展口述史訪談實踐。三四十年過去了，如今從城市到鄉村、從單位到個人，廣大口述史工作者將國家記憶和民族、民眾記憶融為一體，正在構建中國口述史的百花園。



伴隨著中國口述史研究的起步和發展，口述史的規範化工作也從無到有。進入21世紀以來，各類口述史工作規範紛紛出現，推動了中國大陸口述史工作規範的本土化。本文著重對筆者所見的、由相關機構主導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口述史工作規範化的模本做一分析，以求正於學界。

一、中國大陸口述史工作規範的三種模本…

另一條軌跡則是在清末民初開始出現的，一方面，初步喪失了可以同化一切異族優越感的中國有了亡國滅種的威脅；另一方面，西方達爾文的單線進化論和近代民族國家概念也開始傳入中國，影響到許多知識精英的思想。對於那些地方的知識精英來說，他們便開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加以改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或中原漢族的象征，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national）象征。…

另外使我感興趣的是這段話里提到中原大地“異類逼處，華族衰微”，這使我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這對於北方人來說，又是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的一個族群混雜的時代。我們在金、元時期北方的文集、墓誌等資料中，看到大量女真人、色目人、蒙古人與漢人通婚的記載；我們也知道明朝在重新確立漢族正統的過程中，對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壓制的態度，特別是在有明一代，國家一直對蒙古人十分警惕和防範，這就更加劇了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這里的所謂“土著”中，不清楚自己有沒有一個真正漢族祖先的族系恐怕不在少數。我們幾乎沒有在族譜中見到說自己有女真或者蒙古人祖先的記錄。(48)…

類似的表述如賀椿壽《古碑保障說》曰：“余竊嘆槐樹之古跡，其關乎民族紀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巨。”柳容《增廣山右洪洞大槐樹誌序》感嘆：“於戲！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敢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楊國爭光，晉乘生色。”大槐樹已經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禦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nationalist discourse）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此，當時已有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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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移民的浪潮中，軍戶的遷移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在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中已得到注意。但是，如果自稱來自洪洞的移民並不可能全部是那里的土著，如果我們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朝廷在洪洞設立了各地移民的中轉站，但又必須對這種說法給出解釋的話，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明初對軍戶的安置有關係，而洪洞則在衛所軍戶分遣四方、特別是在北部邊防地區實行屯墾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對大槐樹或者老鸛窩這些虛構的地名情有獨鐘。按照歷史人類學家的看法，歷史人類學中有兩大類別，一是歷史民族誌，即利用檔案資料和當地的口述史資料，研究過去如何導致現在，或進行對過去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研究；二是所謂對歷史的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也有一些傳說並不把陜西大槐樹移民與明初史事聯系起來。有一則《南召人老家在大槐樹下》的故事：“據老年人說，李闖王造反時大本營就駐紮在洛南山區。經過連年戰亂，八百里伏牛山被糟蹋得路斷人稀，路上扔錢也沒人拾。 

到了清朝初期，官府就決定從山西洪洞線一帶往伏牛山區移民，均一均人口。”(38) 另一則《大槐樹底下的人》也說：“闖王打不勝，又走了。滿清兵在這一帶見人就殺，弄得路斷人稀。後來滿清人坐了朝，天下太平了。聽說南陽的地恁好沒人種，怪可惜，朝廷就下了道聖旨，叫山西洪洞縣的人往河南遷，推的推，躲的躲，官家幹氣沒有門兒。”(39)…

在以明初為背景的傳說中，《劉伯溫建北京城》的故事里有這樣的情節：為了選擇北京城址，劉伯溫請徐達向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兒，就在哪兒修建京城。徐達在南京殿外向北方射了一箭，一直射到北京的南苑，這里的八家財主害怕自己的土地、房產被占，又轉手向北射去，射到後來的後門橋，於是便以此為中心建造北京城。(30) 另一個故事叫《長陵一花槍》，說朱棣奉命北征，當時的幽燕之地為北方民族占據，朱棣便向對手要一箭之地，作為交戰的地盤，對方首領以為一箭之地不會有多遠，便點頭答應。不料朱棣拿出劉伯溫送他的一支箭，射出去後連影兒都看不見了，嚇得對方連忙退兵。(31) 二者以射箭為獲利手段的情節基本一致。(32) …

其中已經提到“舊槐里”一詞，大槐樹在此時已為遷民故里的象征無疑。據同書卷18《雜記誌》：“邑山長祁宿藻，字幼章，壽陽人，由翰林檢討官至江寧布政，相國文端公同母弟也。道光年嘗主玉峰書院講席。文端曾寄以詩雲：蓮花好城郭，槐樹舊村墟。至今人猶傳誦之，蓋以邑為蓮花城，並大槐樹古跡而言也。山長自署老籍亦洪洞。”（第16頁上）(28) 這與目前所見較早明確提到大槐樹的族譜或碑文年代左近。其實清朝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地專家、祁宿藻之父、山西壽陽人祁韻士的《萬里行程記》記載：“余始祖河東公，本大槐樹下人，明初遷居壽陽”。(29)…

有幾個相關的問題可以一提。 

第一，據該書記載：“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築土城。”據說新修的這座城還非常簡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傳說發生遷民的明初，這里還是個四周沒有城墻的地方，只是到了發生“土木之變”那一年，才開始修築簡易的城墻。我們很難想像明政府如何在這里設立什麼機構，或者派駐軍隊來實施有組織的移民活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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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感到，族譜中雖大量提及洪洞遷民之事，而且言之鑿鑿，但其中疑點很多，很難被視為有力的證據。特別是在這些族譜中，還將我們前面曾舉到的某些傳說故事寫入，作為家族歷史留傳，族譜這樣的書面文本又成為口述傳說的載體，共同夯實和傳遞關於祖先的歷史記憶。 

如河南偃師緱氏鎮崔河的《崔氏家譜》中提到洪武年間，河南“遭受紅雨，人畜傷亡，人煙稀少”，於是從山西長子縣遷來。這實際上是與關於“紅蟲”的傳說相同的隱喻。關於官府把百姓騙到洪洞集合，然後強迫遷移的說法在族譜里也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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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族譜在不斷的重修中逐漸變化或豐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其中說“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濮陽縣習城鄉也有同樣的碑記。但到後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中，內容就變成：“明洪武年間，因兵亂，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陽，經洪洞（後缺字——引者）東遷……至今六百餘年，現有五世祖孟旸於弘治十五年給始祖立石為證。”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無時間，又未提到洪洞，怎麼能為這些新增的內容作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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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河北、河南、山東等省存留的族譜中，記載其祖先遷自山西洪洞的的確不計其數。據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長垣縣西了墻村《王氏家譜》中說：“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遷居長垣縣合陽里西了墻村。我二世伯祖諱剛，憐弟幼弱，因從遷焉。剛祖於洪武十八年投滎陽侯楊大人帳下效用，因屢戰有功，封世襲德（疑缺字——引者）將軍，錦衣正千戶。”(17) 而在河南洛陽市棘針莊《王氏墓碑》中，有署順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進士”的碑文，也說“洛東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莊之支。先祖諱槐閣，字多闕，行三”，都出自同一村莊。盡管還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莊”這個地名，碑文和族譜中也還有許多疑點，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說法，“槐樹”的痕跡也出現了。 …

在各地流傳最廣的還有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官兵強迫聚集在大槐樹下的人們登記，每登記一個，就讓被遷的人脫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腳小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以防逃跑。官兵強迫百姓登記後，為防止逃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後用一根繩聯結起來，押解著移民上路。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捆著，胳膊逐漸麻木，不久，也就習慣了，以後遷民大多喜歡背著手走路，其後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過程中，由於長途跋涉路上就經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老爺，請解手，我要小便。”次數多了，這種口頭的請求也趨於簡單化，只要說聲：“老爺，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後，“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詞。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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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河南安陽的傳說是，當時負責選民的後軍都督僉事李恪，采用多種方法，誘遷不願意離開故土的農民，宣稱：凡自願遷籍的農民可到廣濟寺內辦理手續，凡不願遷籍者可到寺左側的大槐樹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經傳開，應遷農戶多數擠至大槐樹下。結果，凡到樹下的農戶，全部被遷徙。據說，當時大槐樹上有個鴉巢，被遷農民望著鴉巢，觸景生情，紛紛說：老鴉尚有個窩，咱到啥時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廣濟寺側的大槐樹，便成了先人忍別故里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