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條軌跡則是在清末民初開始出現的，一方面，初步喪失了可以同化一切異族優越感的中國有了亡國滅種的威脅；另一方面，西方達爾文的單線進化論和近代民族國家概念也開始傳入中國，影響到許多知識精英的思想。對於那些地方的知識精英來說，他們便開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加以改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或中原漢族的象征，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national）象征。…

另外使我感興趣的是這段話里提到中原大地“異類逼處，華族衰微”，這使我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這對於北方人來說，又是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的一個族群混雜的時代。我們在金、元時期北方的文集、墓誌等資料中，看到大量女真人、色目人、蒙古人與漢人通婚的記載；我們也知道明朝在重新確立漢族正統的過程中，對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壓制的態度，特別是在有明一代，國家一直對蒙古人十分警惕和防範，這就更加劇了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這里的所謂“土著”中，不清楚自己有沒有一個真正漢族祖先的族系恐怕不在少數。我們幾乎沒有在族譜中見到說自己有女真或者蒙古人祖先的記錄。(48)…

類似的表述如賀椿壽《古碑保障說》曰：“余竊嘆槐樹之古跡，其關乎民族紀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巨。”柳容《增廣山右洪洞大槐樹誌序》感嘆：“於戲！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敢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楊國爭光，晉乘生色。”大槐樹已經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禦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nationalist discourse）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此，當時已有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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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移民的浪潮中，軍戶的遷移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在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中已得到注意。但是，如果自稱來自洪洞的移民並不可能全部是那里的土著，如果我們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朝廷在洪洞設立了各地移民的中轉站，但又必須對這種說法給出解釋的話，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明初對軍戶的安置有關係，而洪洞則在衛所軍戶分遣四方、特別是在北部邊防地區實行屯墾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對大槐樹或者老鸛窩這些虛構的地名情有獨鐘。按照歷史人類學家的看法，歷史人類學中有兩大類別，一是歷史民族誌，即利用檔案資料和當地的口述史資料，研究過去如何導致現在，或進行對過去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研究；二是所謂對歷史的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也有一些傳說並不把陜西大槐樹移民與明初史事聯系起來。有一則《南召人老家在大槐樹下》的故事：“據老年人說，李闖王造反時大本營就駐紮在洛南山區。經過連年戰亂，八百里伏牛山被糟蹋得路斷人稀，路上扔錢也沒人拾。 

到了清朝初期，官府就決定從山西洪洞線一帶往伏牛山區移民，均一均人口。”(38) 另一則《大槐樹底下的人》也說：“闖王打不勝，又走了。滿清兵在這一帶見人就殺，弄得路斷人稀。後來滿清人坐了朝，天下太平了。聽說南陽的地恁好沒人種，怪可惜，朝廷就下了道聖旨，叫山西洪洞縣的人往河南遷，推的推，躲的躲，官家幹氣沒有門兒。”(39)…

在以明初為背景的傳說中，《劉伯溫建北京城》的故事里有這樣的情節：為了選擇北京城址，劉伯溫請徐達向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兒，就在哪兒修建京城。徐達在南京殿外向北方射了一箭，一直射到北京的南苑，這里的八家財主害怕自己的土地、房產被占，又轉手向北射去，射到後來的後門橋，於是便以此為中心建造北京城。(30) 另一個故事叫《長陵一花槍》，說朱棣奉命北征，當時的幽燕之地為北方民族占據，朱棣便向對手要一箭之地，作為交戰的地盤，對方首領以為一箭之地不會有多遠，便點頭答應。不料朱棣拿出劉伯溫送他的一支箭，射出去後連影兒都看不見了，嚇得對方連忙退兵。(31) 二者以射箭為獲利手段的情節基本一致。(32) …

其中已經提到“舊槐里”一詞，大槐樹在此時已為遷民故里的象征無疑。據同書卷18《雜記誌》：“邑山長祁宿藻，字幼章，壽陽人，由翰林檢討官至江寧布政，相國文端公同母弟也。道光年嘗主玉峰書院講席。文端曾寄以詩雲：蓮花好城郭，槐樹舊村墟。至今人猶傳誦之，蓋以邑為蓮花城，並大槐樹古跡而言也。山長自署老籍亦洪洞。”（第16頁上）(28) 這與目前所見較早明確提到大槐樹的族譜或碑文年代左近。其實清朝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地專家、祁宿藻之父、山西壽陽人祁韻士的《萬里行程記》記載：“余始祖河東公，本大槐樹下人，明初遷居壽陽”。(29)…

有幾個相關的問題可以一提。 

第一，據該書記載：“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築土城。”據說新修的這座城還非常簡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傳說發生遷民的明初，這里還是個四周沒有城墻的地方，只是到了發生“土木之變”那一年，才開始修築簡易的城墻。我們很難想像明政府如何在這里設立什麼機構，或者派駐軍隊來實施有組織的移民活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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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感到，族譜中雖大量提及洪洞遷民之事，而且言之鑿鑿，但其中疑點很多，很難被視為有力的證據。特別是在這些族譜中，還將我們前面曾舉到的某些傳說故事寫入，作為家族歷史留傳，族譜這樣的書面文本又成為口述傳說的載體，共同夯實和傳遞關於祖先的歷史記憶。 

如河南偃師緱氏鎮崔河的《崔氏家譜》中提到洪武年間，河南“遭受紅雨，人畜傷亡，人煙稀少”，於是從山西長子縣遷來。這實際上是與關於“紅蟲”的傳說相同的隱喻。關於官府把百姓騙到洪洞集合，然後強迫遷移的說法在族譜里也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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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族譜在不斷的重修中逐漸變化或豐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其中說“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濮陽縣習城鄉也有同樣的碑記。但到後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中，內容就變成：“明洪武年間，因兵亂，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陽，經洪洞（後缺字——引者）東遷……至今六百餘年，現有五世祖孟旸於弘治十五年給始祖立石為證。”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無時間，又未提到洪洞，怎麼能為這些新增的內容作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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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河北、河南、山東等省存留的族譜中，記載其祖先遷自山西洪洞的的確不計其數。據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長垣縣西了墻村《王氏家譜》中說：“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遷居長垣縣合陽里西了墻村。我二世伯祖諱剛，憐弟幼弱，因從遷焉。剛祖於洪武十八年投滎陽侯楊大人帳下效用，因屢戰有功，封世襲德（疑缺字——引者）將軍，錦衣正千戶。”(17) 而在河南洛陽市棘針莊《王氏墓碑》中，有署順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進士”的碑文，也說“洛東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莊之支。先祖諱槐閣，字多闕，行三”，都出自同一村莊。盡管還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莊”這個地名，碑文和族譜中也還有許多疑點，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說法，“槐樹”的痕跡也出現了。 …

在各地流傳最廣的還有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官兵強迫聚集在大槐樹下的人們登記，每登記一個，就讓被遷的人脫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腳小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以防逃跑。官兵強迫百姓登記後，為防止逃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後用一根繩聯結起來，押解著移民上路。由於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捆著，胳膊逐漸麻木，不久，也就習慣了，以後遷民大多喜歡背著手走路，其後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過程中，由於長途跋涉路上就經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老爺，請解手，我要小便。”次數多了，這種口頭的請求也趨於簡單化，只要說聲：“老爺，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後，“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詞。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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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河南安陽的傳說是，當時負責選民的後軍都督僉事李恪，采用多種方法，誘遷不願意離開故土的農民，宣稱：凡自願遷籍的農民可到廣濟寺內辦理手續，凡不願遷籍者可到寺左側的大槐樹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經傳開，應遷農戶多數擠至大槐樹下。結果，凡到樹下的農戶，全部被遷徙。據說，當時大槐樹上有個鴉巢，被遷農民望著鴉巢，觸景生情，紛紛說：老鴉尚有個窩，咱到啥時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廣濟寺側的大槐樹，便成了先人忍別故里的標誌。 …

本文所關心的，主要是圍繞著這首膾炙人口的民謠，形成的諸多關於洪洞大槐樹與明初移民的傳說故事及其背後隱藏著的某種歷史記憶。 

首先是關於遷民緣起的故事。關於從洪洞遷民的緣起，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傳著《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和《三洗懷慶府》等傳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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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在明清以來的華北各地流傳甚廣，研究者多認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樂時期大移民的史實，並將洪洞視為政府大規模強制移民的中轉站，但其中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其實無論口碑傳說、族譜還是碑刻、地方誌等文獻，都反映了某種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這些記憶中，我們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發展的歷史，北方族群關係變化的歷史，衛所制度等國家制度對基層社會影響的歷史，也看到晚清民國時期地方士紳重構大槐樹傳說背後的時代取向或追求現代性的努力。

關於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問題，由於北京、河北、山東、江蘇、陜西、河南、安徽、東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許多地方長期廣為流傳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並大量載之家譜、墓誌和地方誌，因此多年來為學術界關注。①…

評論：從原鄉論到新興論楊聰榮

張錦忠這篇文章一開頭引述了南島語族的「台灣原鄉論」與「印尼原鄉論」的說法，其意涵有些隱晦，文中衹說到該報導令其想起散居各地的華裔族群及其文學表現樣式，我們不清楚張錦忠對南島語族與華裔族群兩者的關連性有何看法。不過以南島語族的原鄉論來類比華裔及華文文學散居現象，倒是可以有許多不同意義的引伸，或者是表示「中心論／原鄉論」受到挑戰，或者對同一現象眾說紛紜的認可，另外一種可能的意義是，遷移現象是複雜的，遷移也可能是多中心的， 遷移也不一定是單向的，往復之間各自又加入不同的元素，因此語言、文化與人群遷移並不一致，故歷史語言學、考古學、基因研究等看法也各異其趣，同一現象眾說紛紜正突顯出單一原鄉論是有問題的。

對比在中國或台灣的華文文學論述，不論是「華僑文學」、「海外華文文學」，…

亞細安國家中的殖民/移民歷史大多類似，但是各國的華文文學發展各有不同的命運，關鍵正在各新興國家的文化、語言政策及其對華人華文的態度。印尼在一九六五年共產黨政變失敗後，蘇哈多右翼政府上台，大肆排華反華、禁止華文文化與教育活動，華文文學發展大受打擊，只有柔密歐．鄭（鄭遠安）等少數作家在國外刊物（如香港的《當代文藝》與大馬的《蕉風月刊》）發表作品。一九九九年六月之後，新政府成立，排華政策解凍，印華文學才開始呼吸清新空氣， 頗有欣欣向榮的氣象，前景有待觀察。菲律賓華文文學與台灣文學系統之間的關係在五、六十年代十分密切，菲華作家如施穎洲、藍菱等人的書也在台北出版， 七十年代以後則漸行漸遠，這多少也涉及兩國政府與華社的政商關係的起落。菲華文學在菲律賓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相當邊緣，又無充分的華文教育建制支援，…

從中國文學或文學家旅行或遷移海外歐人殖民地，或星馬華人社會建立， 到華人認清自己的身份屬性，加入其他移民及土著爭取獨立建國，馬來亞的華文文學書寫也從殖民時期進入後殖民時期。在馬來亞獨立之後，馬來文學逐步取得國家文學的地位，星馬的英文文學則成為英聯邦文學或新興英文文學的一員，只有馬來亞印度文學及馬華文學淪為族群文學。歷史尤其弔詭的是，一如馬英文學在若干詩人努力以熱帶形聲表現之際，卻因英文退位而被邊緣化，馬華文學也在建國前後大力鼓吹馬來亞化，甚至發起「愛國主義文學」運動，響應新政府政治藍圖。卻因華人華文的身份與地位而被國家文化建制漠視與排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邊緣化的華文文學複系統，在國家獨立之初，即有香港作家報人南來或作者留學台灣，而與港台這兩個環太平洋地區的新興華文文學(new Chinese literatures)複系統發生「系統之間」(intersystemic)的文學關係。…

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

台灣作為南島語族源頭的理論，近年來在考古學界頗為盛行。不過，近日美國休士頓大學人類基因研究中心的基因研究學者卻提出不同的說法，推翻了這個「台灣原鄉論」。他們指出印度尼西亞才是南島語族移民擴散的中心，其遷移路線有二，一支北上前往台灣，另一支南移波里尼西亞。其實，在這對立設論出現之前，人類學家早已指出，中國華南一帶乃南島語族發源地，其遷移路線也有二，一支往東南移居台灣，另一支南下東南亞，遠至澳洲。這個最新的「印尼原鄉論」，只不過是眾多說法中的一種，尚有待考古出土實據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