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條軌跡則是在清末民初開始出現的，一方面，初步喪失了可以同化一切異族優越感的中國有了亡國滅種的威脅；另一方面，西方達爾文的單線進化論和近代民族國家概念也開始傳入中國，影響到許多知識精英的思想。對於那些地方的知識精英來說，他們便開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加以改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或中原漢族的象征，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national）象征。

本來任憑樹倒寺塌，人們並沒有對這些象征多加關注，本地的文獻對此也只字不提，但自此時起，他們開始重新發掘這些象征的意義，重建那些有象征意義的實物，在地方文獻上記錄有關史實，然後他們再通過碑記或者誌書點明其意義所在。甚至有個民間傳說把自己說成是軒轅黃帝的後代，而黃帝也是洪洞某地的人。應該說，在本文所舉的那些傳說中，其內容看不出與後面這條軌跡有多大的聯系，特別是許多傳說的主體部分也與洪洞大槐樹關係不很直接，因此，我個人不主張說，這些傳說是在這時大批制造出來的（但也不會早於清代中葉），但是這些傳說的廣泛傳布，一定與這個時期、與知識精英的推波助瀾有關。

前面已經說過，這些傳說的文本並不是在一個時間里形成的，它們經歷了一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多數故事是在講移民的原因、背景和後果，它們和移民是兩個完全可以不相幹的獨立部分，胡大海復仇、燕王掃北或者那個天鵝處女型故事完全可以到此為止。但是它們被嫁接在一起，因此傳說就可以被概括為史實加故事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而嫁接的目的就是使傳說因為增加了史實而顯得更為可信，又使傳說因為黏著了故事而顯得更為生動，從而便於記憶和傳承。就故事和史實這兩個部分而言，故事是比較純粹的老百姓的創造，史實則多是文人的傳輸；老百姓為傳說提供了幻想的情節，曲折反映他們的某種經歷和心態，文人則為百姓提供了某種歷史的背景知識，使後者在創造傳說時有了依據。通過這些傳說，百姓要告訴後代的，是關於社會劇烈動蕩的記憶，是關於族群艱難分合的故事，但是這些傳說也一定反映了知識精英的某種努力，他們在努力創造一些新的東西，來幫助這些傳說進一步地傳承和擴散。今天洪洞大槐樹等網站的建立以及上面的所有內容，正是在新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氛圍內精英參與創造和普及傳說的現代體現。

由於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具備這樣的因素，使它在影響力方面超過了其他關於移民祖籍的說法，在一個相當大的範圍內形成了關於族群認同的話語霸權，而造就這些因素的背景，又正是上述兩條先後出現的族群認同的歷史軌跡。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人們對於自身歷史的記憶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建構，而且是出於面臨具體的生活境遇時的需求。當這種歷史記憶成為一種社會記憶的時候，人們必須為此創造出可以共享的資源，獲得形成社會記憶的契機。

(49) 這個假設已有人提出來過。1983年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毓珍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有一個設想，我認為凡是自稱由大槐樹遷出的人，都是蒙古族。元朝敗退時可能有一些在內地過慣定居生活的人，不想走了。但漢人要‘殺韃子’，怎麼辦？於是想一個借口，說是由大槐樹移民站遷來的（大槐樹移民站的確有過），隨便張、王、李、趙取一個漢姓，換一個地方定居下來。所以都說不來自己的‘原籍’，也說不來自己的父祖，都是自己立祖。”但沒有說出這種設想的根據。參見林中元編：《遷民後裔話遷民》，內部圖書，2002年，第56—58頁。

(50) 參見高勝恩、楚刃：《關於明初洪洞大槐樹遷民的幾個問題》，《晉陽學刊》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