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藝術特色

石川啄木的作品，隨著他的思想發展的進程和藝術經驗的不斷豐富，逐漸形成了一些顯著的特色。

（一）在他的作品里：尤其在他的隨筆、評論、書信和日記里，總是表現出對社會生活的銳敏觀察和感受，表現出他的透辟的分析和明確的是非觀。

在他的短歌里，無論是寫生話，寫景象，或者寫一剎那間的心境，都反映了詩人觀察生活的深刻、細致，感受的細膩、銳敏。如

 …

墓志銘

我一向對他尊敬，

現在仍然尊敬他；

雖然已經過去了兩個月，

他被埋葬在郊外墓場的栗子樹下。

的確，已經過去了兩個月，

我們集會的席位上再也見不到他。…

這是進步青年男女們一次集會的寫照。他們在討論革命的根本問題，政權問題，坦率的態度、激烈的爭論，尤其是明確的是非，即或是自己的未婚夫，也不能混淆是非的婦女等，真實地反映了進步青年集會活動的情景。啄木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記里，記述了他們的一次集會，情形和詩中所寫的基本一致。詩中的“我”正在病後，詩中寫出他在激烈爭論之後的心情。他所流露出的革命激情，在一個年輕的學者眼中，被視為“煽動家的言論”。這是坐而言和起而行的重大區別。但是，他心里卻如同“帶雨的夜風”在“送爽”似的愉快，就是他從嚴峻的是非中，看到了“同志”。

了無止境的議論之後（一）

 …

細思量，

真正想要的似有而無，

且去擦我的煙袋。

有誰肯把我，

盡情地斥責一頓呢，

這樣想是一種什麽心情啊！

失了手打碎一只碗，…

再次，是坦率的心地剖白，在整個詩集里占有較大的比重。他把來自生活的痛苦，來自社會的壓抑感，以及在內心的種種矛盾交錯的反應，都毫不掩飾地、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我這性格，

和人家一起共事不適應，

醒來時這樣想。

“石川是個怪可憐的家夥。”…

短歌集《悲哀的玩具》

《悲哀的玩具》共收石川啄木1910年（明治43年）十一月末起，到晚年所寫的一九四首短歌。原名《一握砂以後》，啄木去世後，經歌人土歧哀果根據詩人的《一個利己主義者與友人的談話》（1910）中的一段話：“歌是我的悲哀的玩具”，改成現在的名字，於詩人死後的1912年6月出版。…

真是的，那小街的廟會的夜里，

電影的小棚子里，

漂浮著汽油燈的臭煤氣，

秋夜的叫子叫得好淒涼啊！

呼嚕嚕的叫了，隨即消失，

四邊忽然的暗了，

淡藍的、淘氣小廝的電影出現在我眼前了。

隨後又呼嚕嚕的叫了，…

在我的頭腦里，

就像在黑暗的曠野中一樣，

有時候閃爍著革命的思想，

宛如閃電的迸發——

但是唉，唉，

那雷霆的轟鳴卻終於聽不到。

我知道，…

看啊，今天那蒼空上，

飛機又高高的飛著了。

一個當聽差的少年，

難得趕上一次不是當值的星期日，

和他患肺病的母親兩個人坐在家里，

獨自專心的自學英文讀本，那眼睛多疲倦啊。

 …

今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

忽然又想要可以稱作我家的家了，

洗臉的時候也空想著這件事，

從辦公的地方做完一天的工作回來之後，

喝著晚餐後的茶，抽著煙，

紫色的煙的味道也覺得可親，

憑空的這事又浮現在心頭——

憑空的，可又是悲哀的。…

我平常很尊敬他，

但是現在更尊敬他——

雖然在那郊外墓地的栗樹下，

埋葬了他，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實在，在我們聚會的席上不見了他，

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他不是議論家，…

我不喜歡這國里的女人。

讀了一半的外國來的書籍的

摸去粗糙的紙面上

失手灑了的葡萄酒，

很不容易沁進去的悲哀呀！

我不喜歡這國里的女人。

 …

我知道了，恐怖主義者的

悲哀的心——

言語與行為不易分離的

唯一的心，

想用行為來替代

被奪的言語來表示意思的心，

自己用自己的身體去投擲敵人的心——

但這又是真摯的熱心的人所常有的悲哀。…

在這部詩集里，還可以看到啄木在自己困苦的生活中，他不是只拘泥於自己本身，可以說他是由己及人地關心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命運。

不知為何，

便用一種不安的眼光，

看那掄鎬的人群。

賣光了田地喝酒，

對那些漸漸垮下去的鄉親…

啄木死後的九月四日，節子夫人只好領著兩個女兒，離開東京回到函館。這里，有她的娘家，和她結了婚的妹妹家。她和兩個女兒，在公園附近，租房居住。第二年五月五日午前六時四十分，她也死於肺結核，年僅二十七歲。長女京子死於1930年12月6日，年僅二十四歲；次女房江在她的姐姐死後十三天，也去世了，年僅十八歲，都沒有活到她們的父母的年齡。石川啄木的遺屬只剩下了長女京子和丈夫石川正雄所生的兩個孩子。…

1909年他寫了詩歌《夏日街頭的恐怖》、《煞有介事的春天的黃昏》等。 1910年上半年，他從事編校《二葉亭四迷全集》。工作之余，二月，他寫了評論《急躁的思想》，五月寫了評論《玻璃窗》，並編輯歌集《工作之後》，共包括二百五十五首短歌。四月，發表了反映教學活動中新舊思想矛盾沖突的小說《路》，後來，他又寫了《到故鄉》（斷片）和《我們的一夥兒和他》。後者主要以對談的方式，寫一記者在兩重生活中，追求探索統一的途徑，是以思想見勝的未完成的小說。此後，他再也沒有寫小說。他的小說，雖然也取得了某些成就，但遠不及詩歌和評論方面。他的小說沒有得到文壇的重視，可以說是失敗了。經濟上的困窘，精神上的痛苦，仍然在折磨著他。 “我就是社會主義者”。…

啄木對《昴》的這種思想藝術傾向是不滿意的。盡管他要努力改變它，但卻無能為力。他自己雖然也還寫些詩歌，但是，他對小說仍不死心。在《昂》的創刊號他寫了短篇小說《赤痢》。這篇作品寫的是巖手郡的一個偏僻山村。秋末，這里發生了痢疾。全村總共四百多人，患者竟達102…

本來打算在釧路新聞社幹上三年二年，手中有了積蓄，除還清宿債，安家度日，還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創作，甚至是積存自費出版的資金。但是，文壇上日趨繁榮的形勢，強烈地刺激了他的文學事業心。他不甘於過這種地方記者的“無目的”的空虛生活，他要實現自己的文學理想，幾經考慮，終於決定離開釧路到東京去。他“千思萬想之後，覺得首先應走的只有小說這一條路”。他要在小說創作上孤註一擲。他認識到“這次進京，實際上，是啄木一生的死活問題”。於是，在1908年4月5日，他乘船離開釧路回到函館。在函館得到宮崎郁雨的關照，將家屬由小樽遷到那里，便含淚只身渡海，再次奔向東京，結束了他在北海道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我也能寫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