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氣好的話，應該固定在值一個蘇大小的一片威化餅上。餅越大，我越為他難過。洗海水澡的過程在海灘的另一部分進行。專業的遊泳者，身穿黑色遊泳衣的魁梧的巴斯克人在那兒幫助女士們和兒童享受海浪的驚駭。這樣一個baigneur會讓主顧背對著向岸邊湧來的海浪，抓住他的手，這時，大片不斷上升旋轉的、充滿泡沫的綠色海水猛烈地從身後降下，一記猛擊將他撞倒。在這樣跌滾了十幾次之後，像海豹一樣全身發亮的遊泳服務員會把他氣喘籲籲、渾身哆嗦、濕漉漉的抽著鼻子的照顧對象帶上岸，來到平坦的前灘上。…

我們的俄國世襲財產最堅強的幸存者結果是一隻旅行包，這一事實既是合乎邏輯的，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Nebudet-li,t?ved'ustal〔難道你還沒玩夠嗎，你不累嗎〕？”母親會問我，然後她就會慢慢地洗著牌，陷入沈思之中。車廂隔間的門開著，我能夠看見過道的窗子，在那里，電線——六根細細的黑色電線——在奮力向上傾斜伸展，升向天空，不顧一根接一根的電線桿給予它們的閃電般的打擊。



但是就在所有六根電線在可憐巴巴的高昂精神下得意地猛撲、即將升到窗頂的時候，特別兇狠的一擊會把它們打落下來，落到最低程度，它們便不得不重新開始。在這樣的旅行中，當我們穿過某個德國的大城市，火車的速度減慢成莊嚴的緩行，幾乎擦到店面和商店的招牌的時候，我總是感到一種雙重的激動，這是終點站所不能給予的。我看到一個有著玩具似的有軌電車、椴樹和磚墻的城市進入到了車廂里，和鏡子拉扯在一起，把過道一側的窗子填得滿滿的。火車和城市的這種不拘禮節的接觸是令人激動的一個部分。…

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中，涅瓦大街上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節三英尺長、褐如櫟木的國際列車臥鋪車廂的模型。它細致逼真，我的上發條的塗漆鐵皮火車完全不能與之相比。可惜它是非賣品。人們可以看清楚它里面的藍色裝飾，車廂中分隔間墻壁上的壓印出浮雕圖案的皮質襯墊，拋光護墻板，嵌在墻上的鏡子，郁金香形狀的閱讀用臺燈，以及其他惱人的細節。



寬大的和較窄的窗戶交錯相間，單扇或雙扇，其中一些是毛玻璃的。有幾個分隔間里床都鋪好了。當時出色而充滿了魅力的北歐快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它高雅的棕色變成了新貴藍時，就再也不一樣了）完全由這樣的國際列車車廂組成，一週兩班，把聖彼得堡和巴黎連接起來。



我本應該說，直達巴黎，如果不是因為旅客不得不在俄德邊境（維爾日波洛沃—伊德庫恩）換乘另外一列外表相仿的火車的話。在那兒，俄國的寬敞懶散的六十英寸半軌距為歐洲五十六英寸半的標準軌距所取代，煤接替了白樺木木柴。在我意識的遠端，我想我能夠清理出至少五次這樣的巴黎之行，其最終的目的地是里維埃拉或比亞里茨。…

我把對它的描述和它的圖像寄給了理查德·索思，想要在《昆蟲學家》上發表。他也沒有見過這種蝴蝶，但是非常好心地在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中進行查對——發現很久以前就已經被克雷奇馬爾稱作Plusiaexcelsa了。



我懷著最大的堅忍接受了這個令人傷心的消息，其用詞充滿了同情（“……應該祝賀能夠獲得……極其稀有的伏爾加地區的物種……值得贊美的圖像……”）；但是多年以後，純粹出於偶然（我知道不應該對別人指出這些意外收獲），我把第一個發現了我的飛蛾的人的名字給了小說里的一個瞎子，就算和他扯平了。



讓我也把天蛾，我童年時代的黑寶貝召喚來吧！色彩在六月的黃昏要很長時間才會消失。我手里拿著網子站在盛開著的紫丁香樹叢前面，在暮色中現出一簇簇毛茸茸的灰色——微帶一絲隱紫。一鐮水汪汪的新月懸掛在鄰近一片草地的霧靄之上。…

即使是現在，在他去世半個世紀以後，德國的鱗翅昆蟲學家仍然沒有能夠完全擺脫他的權威形成的具有催眠作用的魔力。當他的學派作為一種科學力量的影響開始在世界上減弱的時候，他還在世。在他和他的追隨者仍堅持使用約定俗成的具體及一般的名稱、滿足於根據肉眼能夠看到的特征對蝴蝶進行分類的時候，英語世界的作者已經在推行命名學的改革了，這是嚴格運用優先法則以及建立在對器官的顯微研究基礎上的生物分類學方面變化的結果。德國人竭盡全力對新潮流置之不理，繼續珍視昆蟲學集郵特色的一面。



他們對“不應被迫去進行解剖的普通的收藏者”的關心，可以和通俗小說的神經緊張的出版商取悅於“普通讀者”——他們不應被迫去進行思考——的做法相媲美。還有另外一個更為一般的變化，正好發生在我青少年時期對蝴蝶和飛蛾產生強烈興趣的同時。…

那時我一定是八歲了，在我們鄉間宅第的一個儲藏室里，在各種各樣佈满塵土的東西中，我發現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書，是我的外婆對自然科學感興趣、請了一位著名的大學動物學教授（希姆科維奇）到家里來給女兒上課的時候買的。



這些書里，有的僅僅是老古董，例如一七五〇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阿爾伯圖斯·西巴的那四大卷棕色對開本著作（Locupletissimi Rerum Naturaliumta Descriptio……）。在那粗糙的書頁上我發現了蛇、蝴蝶和胚胎的木刻畫。



每一次偶然看見在玻璃廣口瓶里吊住脖子的一個埃塞俄比亞女嬰的胚胎，都會使我震驚，令我作嘔；我也不怎麽喜歡CII頁插畫里的制成標本的水螅，在它七條像蛇一樣彎曲的脖子上有七個獅牙狀龜頭，它的古怪的腫脹的軀體兩側有紐扣似的突起，軀體終端是一個多節的尾巴。



在那個閣樓上，混在滿是高山耬斗菜、藍色的…

普通人是多麽不注意蝴蝶，真是令人吃驚。為了讓我那對這一點表示懷疑的同伴明白，我故意問帆布背包里裝著加繆作品的健壯的瑞士徒步旅行者，他在沿小路下山的時候有沒有看見蝴蝶。“沒有，”他平靜地回答道。而大群的蝴蝶剛剛才在那里讓你我開心不已。



可是，下面的情況也是真的，當我回憶有關一九〇六年前的一個夏季——也就是說，在我的第一份地點標簽上的日期之前——的一條細節記得清清楚楚、以後再也沒有去過的小路的形象的時候，卻連一隻翅膀、翅膀的一次扇動、一道天藍色的閃光、一朵亮閃閃的點綴著飛蛾的花都沒有能夠看得出來，就好像有人在亞德里亞海岸上施行了一種邪惡的妖術，使那里所有的“鱗翅們”（如我們中間愛用俚語的人所說）都隱了形。…

在巴伐利亞的巴特基辛根，在一塊標著NAChBO DEN LAUBE的路標附近，我正要跟父親和威嚴的老穆羅姆采夫（四年前的一九〇六年，他曾是第一屆杜馬主席）一起去遠足，後者將他大理石般的腦袋轉向我，一個感情上容易受到傷害的十一歲男孩，帶著他著名的嚴肅神情說：“盡管跟我們來，但是不要追蝴蝶，孩子，那會破壞走路的節奏。”



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克里米亞黑海邊的一條小路上，在開著柔軟光滑的花朵的灌木叢中，一個羅圈腿的布爾什維克哨兵企圖逮捕我，因為我給一艘英國軍艦發信號（他說，用我的捕蝶網）。一九二九年夏天，我每一次穿過東比利牛斯的一個村莊，並且恰巧回頭看的時候，總會看見在我身後，村民們僵在我經過他們那一刻時所處的各種姿態之中，仿佛我是所多瑪而他們是羅得的妻子。…

在我童年時代那傳奇般的俄羅斯，夏天早晨我醒來後第一眼看見的是白色內百葉窗的縫隙。如果它顯露出的是淺灰白色，那你最好乾脆別打開百葉窗了，這樣就可避免看到陰沈的白天擺好姿勢在水坑里照出來的形象了。



從那一道昏暗的光線上，你會多麽惱怒地推想到那鉛灰色的天空，濕漉漉的沙子，丁香樹叢下稀粥似的亂七八糟的破碎了的棕色花瓣——以及緊貼在花園的一張濕長凳上的那片平平的淡褐色的葉子（季節的第一個受害者）！

但是如果那一道縫閃爍著露珠般晶瑩的長條，那麽我就會趕緊使窗子亮出它的寶貝來。只要猛一推，屋子就會分成光和陰影。在陽光下移動著的白樺樹葉有著葡萄的半透明的綠色調，與之相對的有襯托在極其濃重的藍色背景下的黑絲絨般的冷杉樹，多年以後，我才在科羅拉多州的山地森林區再度發現類似這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