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給人們一個未來的方案，但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人類普遍、恒久的共同特性，更好地面對未來。然而，對經歷過20世紀種種極權災難的人類來說，歷史有了一些古人從未料想過的內容和重要性。

歷史以前只是對高貴人士有用，對他們持衡擁璇，安邦定國，含有微言大義、殷鑒不遠的教益。今天，歷史對所有可能被專制權力奴役的平常人都有用，為他們反省通往奴役之路的失憶、沈默、順從提供教訓。現代專制權力強行壓制公民了解和學習災難歷史的權利，嚴格控制有關的公共信息管道，保存真實的歷史記憶因此成為爭取人的自由和自然權利的象征。記憶的不自由和無權利本身就是在那種20世紀特有的人道災難的延續，本身就是這個教訓的一部分。要吸取這個教訓，要學習如何把對以往災難的記憶做為通往未來公義的大門，首先需要的便是了解歷史的真相。…

一方面，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來說，價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沒有的價值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和由於不同的機遇而誕生出來。另一方面，任何價值都不是憑空創造的，指向未來的價值往往可以在對過去的回顧中找到。只要是好的價值，只要能提升群體存在的意義，價值起先來自什麽地方並不重要。精明的公民在意和看重的應當是價值本身，而不是它們是否具有所謂的本土性。如果像自由、平等、尊嚴和公正這樣的的價值不適合某國國情的話，那麽要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這些價值。

第三篇的內容涉及的主要是人民與國家和政府的關係。國家不應該是特殊利益集團為自己經營的公司，政府也不應該是施惠與人民百姓的老板。雖然民主未必是盡善盡美的政體，但卻是最能讓人民自由、理性地處理自己與國家和政府關係的制度。當然會有人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因此，正如政治家伯恩斯（James M.…

外部的環境制約著民眾能否有條件成為有民主知識和能力的精明公民，但是，單單依靠外在條件，沒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公民。如何看待這二者的關係便是本書關注的一個重點。



本書收錄的是我在過去兩年中陸陸續續寫成的一些與公民自我教育與公共政治有關的短文。它們可以說是一些“時文”，但提出的也是一些有關公民社會的長久問題，希望能對人們普遍關心的公民啟蒙有所助益。這樣的助益不是從民主和公民政治的不變“真理”推理出來的，而是來自因為有實際需要才作出的一些思考與判斷。

第一篇，涉及的主要是公民美德與民主制度的一些問題。現代民主共和的公民教育不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它吸納了古典共和的一些價值觀，但對古典共和的國家主義和專制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這種民主教育不是通過國家的力量或是經由宣傳教育來灌輸的。它發生在公民社會之中，是一種公民的自我教育。…

陳天華還把國民的權利歸結為政治參與權、租稅承諾權、預算決算權、外交參與權、生命與財產權、地方自治權、言論自由權、結會自由權等。這些國民權利早已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里成為公民常識，但在中國還必須辛苦地予以傳播。

新聞報紙對傳播公民常識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雖然早期傳播共和思想的許多都是小冊子（這令人想起托馬斯·潘恩影響了美國革命的小冊子《常識》）。新聞報紙傳播的民眾面更廣，而辦報本身就是一種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實踐，政治對於普通人的重要性也是在辦報、讀報、討論時事中表現的最經常，最明顯。



陳天華在《國民必讀》中說，“人若沒有政治思想，不曉得爭權利的，即算不得一個人，雖然沒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中國人應“把政治思想切實發達起來，拼死拼命，爭這個政治參與權，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長的胡做亂為，把中國弄得稀糟。”…

在中國，人民變聰明的條件雖沒有美國人好，但決非不可為之事。事實上，自清末以來，就一直有人在努力為之，這是一種以公民啟蒙為目標的努力，只是因為環境太惡劣，才會有時候有成效，有時候卻難見成效。這種努力幾乎都是用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觀來開啟民智，讓他們知道自由和權利的可貴。



戊戌變法之前，中國人對自由和權利的理解還相當零碎、膚淺。戊戌變法後，盧梭的《民約論》漢譯本在中國出版（1898），“天賦人權”成為思想先行者用做社會啟蒙的思想工具。隨後，受洛克影響而訴諸於自然權利的美國《獨立宣言》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1793至1800年，這樣的公民團體在美國東海岸至少有40多個，它們推動公民責任觀念、公民教育、政治平等和民主。這些普通的美國公民在知識和行動上堅持民主理念，是名副其實的精明的公民。“精明”構成了他們積極扮演公民角色的民主精神和能量。這些公民團體的成員大多來自社會下層，包括手藝人、工匠、水手、夥計和教師，也有一些醫生、律師和金融人士。



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民主-共和協會的成員有許多都曾經參加過與英國軍隊的作戰，是一些普通的士兵。這與英國在第一次內戰時（1642-1646），克倫維爾打敗英王查理，那些曾在他麾下征戰的士兵形成的“平等派運動”有些相似。平等派運動要求人民主權、擴大公民投票、法律面前公民平等、宗教寬容。這些都寫在他們的《人民協議》（Agreement of the People）宣言中，在歷史上推動了英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他們可以說是現代歷史上最早自己變精明的公民。…

自治是公民變聰明的必由之路，托克維爾在美國所看到的，也正是梁啟超希望在中國看到能夠實現的。他在《國民淺訓》中說，立憲國的特點，在中央為國會，在地方則為自治。自治辦好了，把它放大起來，便是絕好的國會。國民學會了自治，自然也就學會了管理國家。地方自治的好處是普通人便能勝任，而且與國民切身利益相關，容易激起人的興趣。地方自治是人民參政最好的練習場所，是憲政基礎的第一級。



梁啟超還提出，自治是與官治對立的，預備立憲期間以及袁世凱當總統期間，都是讓官員來辦理所謂的自治，其實是南轅北轍。真正的自治“須不假官力，純由人民自動起來”。人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起來是出於“人性發自然”，是“不必待教而後能”。從私益出發，從本性出發，是最容易辦的事，國家頒行自治制度，無非是代擬一章程而已，具體事情應由人民自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