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變聰明的條件雖沒有美國人好，但決非不可為之事。事實上，自清末以來，就一直有人在努力為之，這是一種以公民啟蒙為目標的努力，只是因為環境太惡劣，才會有時候有成效，有時候卻難見成效。這種努力幾乎都是用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觀來開啟民智，讓他們知道自由和權利的可貴。

戊戌變法之前，中國人對自由和權利的理解還相當零碎、膚淺。戊戌變法後，盧梭的《民約論》漢譯本在中國出版（1898），“天賦人權”成為思想先行者用做社會啟蒙的思想工具。隨後，受洛克影響而訴諸於自然權利的美國《獨立宣言》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1901年《國民日報》第一期刊載的《美國獨立檄文》一文中寫道：“凡為國人一律平等，無貴賤上下之分；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各人權利必需保護，須經人民公許建立政府，而各假以權，專掌保護人民權利之事；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與以上諸條不合者，人民既可革命，顛覆舊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經眾公議，整頓權利，更立新政府，亦為人民應有之權利。”這里的“天授”和“天賦”就是人的自然權利。

自然權利的觀念孕育著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的觀念，爭取自己的自由和權利，這是公民最重要的覺醒，公民的一切聰明與精明皆以此為基礎。開啟民智必須從開啟自由和權利意識開始，而自由與權利中又包括了責任與義務。陳天華在《國民必讀》中寫道：“何謂權利？人民在此一國之內，那一國的權柄，必能參與，一國家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奪，也不可任人家侵奪，但各有界限。

比如做皇帝的，做官長的，有特別的權利，那正當的，人民不可侵他；不正當的，人民不可許他。各依權限做事，求於彼此有權，彼此有利，兩不侵犯。……何謂義務？……猶言各人本分內所當做的事，所當負的責，通皇帝、官長、國民都是有的。蓋國家既是國民公共的，那皇帝、官長也不過國民中一個人。國民舉他出來，替公上辦事，不過他們的義務略重一些，非是國民遂全沒有義務了，皇帝、官長沒有辦得好，做國民的理當監督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