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轉變的一個明顯的解釋就是，許多人在兩次訪談中間經歷了真正的觀點變化。可是，證據並不支持這一解釋。當在不同的三次場合下問同一個受訪者同樣的問題時，我們通常可以從第一次的訪談或者第二次訪談來較好地預測第三次的觀點。也就是說，第一次和第二次訪談之間觀點的變化不可能被認為是系統的觀點變化。31所以，一般接受的結論是，表2-1裏展示的這種回答的不穩定性主要代表的是某種隨機誤差。但是，是哪種隨機誤差，以及誤差又有多大呢？

在其著名的《大眾信念系統的本質》這篇論文中，康弗斯（Converse,1964）認為，觀點的不穩定性主要是由於雖然受訪者對給定議題缺乏強烈的感受，但是仍然通過在面對的回答選項之間所能做出的最好的禮貌的選擇--但是常常以實質上隨機的方式選擇--來讓訪談者滿意。他提出：“大部分選民完全沒有有意義的信念，甚至在那些精英們很長時間裏強烈的政治爭議基礎的形成問題上，也是如此。”（p**245）…

例如，拉辛斯基(Rasinski,1989)報告說，通過幾個調查，68%的美國人感到在 “制止高升的犯罪率”方面花費過少，但是僅僅55%的人感到在“執行法律”方面花費太少。同樣，68%的感到在“保護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而僅僅53%的人感到在“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

或者，在另一種類型的例子裏，45%的美國人“不允許”共產主義者發表演講，同時僅僅20%的美國人要“禁止”同樣的行為（Schuman and Presser，1981：p**277）。29關於問題用語變化的影響效果，一個有記載的例子大概是1983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民意調查發現，即在作為熱門話題的時候，公眾對“凍結”核武器生產上的支持率在18%~83%之間變化，而這種變化依賴於議題的表述方式。Judith Miller，1982年5月30日，A1版。…

通常不會碰到一個人在意識形態的某個維度上非常自由，而在另一個維度上卻極為保守。這裏明顯的例外是自由意志論者，他們在經濟議題上常常是保守的，在生活方式議題上卻是自由的。但是他們在美國非常少，意識形態研究通常把他們似乎有把握地忽略掉。人們有這樣一個清楚但不是壓倒性的傾向，並在一系列似乎無關系的左-右價值觀維度上標明基本的立場。

這一觀點對本研究中既有傾向的測量有兩個實踐含義。第一，只要可能，人們應該使用合適的特定域的政治價值觀測量，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一般測量，來作為民眾接受或者拒絕他們接收到的政治傳播的既有傾向的操作性測量。原因是，意識形態作為對人們的左-右傾向更為一般的度量，比根據特定議題作調整的指標更可能錯過對此議題的反應。…

圖2-4的左半側顯示出在政治意識上，鷹派和鴿派成員間在美國“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援助”這一問題上有很大的差異。42%的最有意識的鷹派成員與僅僅3%的最有意識的鴿派成員讚成增加對反政府武裝的援助。然而，在意識量表上處於中間的1/3的人，鷹鴿兩派成員的差異並不大；而在意識量表上分值處於最低端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基於價值觀上的差異。這一結果提出了對於理解信息貧乏的人的“鷹-鴿”價值觀的效用的懷疑。

可是，在圖2-4的右半側，卻支持了傳統價值觀重要性的觀點。它顯示了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出兵中美洲25“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這一問題的回答。這裏我們發現，鷹鴿兩派成員在所有意識水平上都有顯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