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還有言：「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153)高誘既耐人尋味，又不失時機地訓「美」為「成」。看起來，有誠存乎人身，有誠內含於味覺化漢語，就能茂盛萬物，並有資格曰之為「美」。所謂萬物生長，就是萬物自身之美、自身之味(合稱「美味」)在暗中生長；因此，萬物盡皆既有意又有味(合稱「意味」)之物。



但更加重要的是：美、味、物三位一體，同時成長；在最終成物之前，三者總是處於動態之平衡當中。「墻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王安石：《梅》)味覺化漢語詩歌有充足的能力，納諸多已成之物(比如梅)於自身，讓它們在詩中再次生長，再次得味，再次得美——當然，那是詩學之美，那是美學之味。…

四、詩為可被舔舐之物

太初之言所能造就的，要麼是有罪之人，或者戴罪之身(所謂原罪感染者)，要麼就是供有罪之人「食」用之物，或者供戴罪之身「使」用之品。其口吻，要麼是「事就這樣成了」(And it was so)(135)，要麼就是「神看著是好的」(And God saw that it was…

對於這個問題，胡應麟有很明確、很恰切的看法：與「宏奧淳深」的《雅》《頌》的曇花一現比起來，出自民間歌謠的《風》所代表的精神，反倒更有傳之後世的能力。胡應麟認為，這是因為「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為騷，漢再變而為選，唐三變而為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則一也。」(120)「體格日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後世之詩多用於「室家」等事宜；而用於「室家」等事宜，則必然邏輯性地讓「喜怒哀樂發而皆」不「中節」，無法心平氣和，因此，必將「終」不「和」「且」不「平」[「終和且平」(《詩經·伐木》)的反面]。…

中與和盡皆受造於誠，但它們反過來又必得與誠一道，造就天下萬物——在漢語思想中，這是中與和肩負的責任與義務，逃無可逃，避無可避。在中與和所成之物中，詩乃異常特殊之物；詩「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103)——「天工」之喻，正軟著陸於中和之上，也與中和無縫對接。古人有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104)



龔鵬程由此斷言，上古典籍之所以盡皆偽托某某聖賢，乃是「神聖性作者觀」導致的結果，既必然，也格外莊嚴：「在神聖性作者觀的時代，不論作者是否可以確指，作品都代表眾人的聲音，其意旨是普遍的，對每個人都有意義，所以才會傳述廣遠。其意涵又往往是外指的，帶領眾人去認識世界、理解社會、體會宗教與歷史。這時，作品通常總是充滿了贊頌的態度。是對天地、神祇、祖先、國族社會、偉人聖哲的謳歌……其中均充滿了驚異、歡樂、唱嘆、頌美。人生不是沒有憂苦，對社會不會沒有批評，但整個精神卻是以贊頌為主的。」…

蘇珊·桑塔格飽受癌症之苦；她似乎傾向於對疾病進行哲學思考，以緩解被疾病綁架的肉體之痛。桑塔格認為：「浪漫派以一種新的方式通過結核病導致的死亡來賦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認為這樣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變得空靈，使人大徹大悟。通過有關結核病的幻想，同樣也可以美化死亡。」(93)與有些假模假式但充滿善意的「大徹大悟」截然相反，與略帶矯情意味但又不無誠懇的「美化死亡」完全不同，作為詩歌意象的「鶴」(和)有能力讓張棗在劇痛之中，居然有所頓悟於一個因「和」(鶴)而來的美好事實：

 真實的痛並不痛，它只有痛的萬種姿態，比如雪花，水，某物的或你濡嫩的舌頭。(94)…

就這樣，得時之禾在早期的漢語思想中，幾經輾轉，終於宿命性地躍遷為調和，誠所謂「和，調也」(78)。在漢語思想的少年時代，調被認為有兩種基本形式：調食以味和；調音以樂和。恰如鄭國的史伯所言，「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79)萬物的和本質與萬物的味本質兩相混合之後，再經多次輾轉、跋涉和奔波，遂將調和認作世間的最高準則，或第一原理；而「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誌不能喻」(80)。



看起來，調和雖然是一件既至為奇妙又十分幾微之事，卻並不神秘難解，它更多地體現在對心神的靈活把握上。堯告誡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執厥中，永享天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