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問題，胡應麟有很明確、很恰切的看法：與「宏奧淳深」的《雅》《頌》的曇花一現比起來，出自民間歌謠的《風》所代表的精神，反倒更有傳之後世的能力。胡應麟認為，這是因為「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為騷，漢再變而為選，唐三變而為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則一也。」(120)「體格日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後世之詩多用於「室家」等事宜；而用於「室家」等事宜，則必然邏輯性地讓「喜怒哀樂發而皆」不「中節」，無法心平氣和，因此，必將「終」不「和」「且」不「平」[「終和且平」(《詩經·伐木》)的反面]。

有鑒於此，孟子才深有感慨地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121)趙岐有註云：「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跡止熄，頌聲不做，故《詩》亡。」(122)如此說來，《春秋》乃是違和、失和的直接產物。「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23)果如是言，《春秋》又是對失和、違和之行徑的懲戒。用於懲戒的方式，被認為大致有四：寓褒貶於動詞，其一也；示臧否於稱謂，其二也；明善惡於筆削，其三也；隱回護於曲筆，其四也(124)。眾多事實業已證明，《春秋》的懲戒效用十分有限(125)。味覺化漢語詩歌還真得建立在違和、失和的基礎上，否則，漢語詩歌的存在與否，就是難以想象之事；其樣態為何如，也是無法猜度的事體(126)。韓愈有「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127)的警句。錢鐘書站得高，看得遠，因此能發前人之未發：「不得其平」既包括太史公因命運多舛而有所謂「發憤所為作」的寫作主張——「發憤所為作」乃是失和、違和的結果，它「不得其平」；也包括高興與快樂對「平」所具有的破壞作用——快樂與高興顯然打擾了處於清修狀態的和，它們盡皆「不得其平」。錢鐘書實事求是地認為：對和的破壞而所得之詩在數量上尤以前者居多，在質量的上乘上也以前者為甚(128)——這當然是很不給《春秋》面子的事情。面對此情此景，連孔聖人都不得不語帶同情地說：「詩可以怨。」(129)違和與失和乃有哀悲之嘆(而不是贊頌)，正所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詩經·園有桃》)。由「憂」引發的哀悲之嘆，有理由被認作味覺化漢語詩歌的主體性建築(130)。後起的漢語詩人只得像胡適認為的那樣，「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唯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131)雖然，後起者的作品都很可能有如屠隆描述的那般「周漢之聲，蕩焉盡矣」，卻又既可以達致屠氏所稱道的「秾華色澤，比物連匯，亦種種動人」之境地(132)，也可以達致顧隨所希冀的那種境界：「詩必使空想與實際合二為一，否則不會親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與經驗合二為一。經驗若能成為智慧則益佳。」(133)放眼望去會發現：一整部古典漢語詩歌史，就是一部起初有忠於和，繼而有叛於和，最後，以失和、違和為前提而成就自身的漫長歷史。其間的機制和機理，朱熹說得尤為生動：「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進而發於咨磋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134)無論是因為悲傷憂愁，還是因為欣喜大樂，總之，內心失和、違和的詩人們有機會發聲，有理由直抒胸臆了——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黍離》)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孟郊：《登科後》)

(120)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但從文的自覺的角度看，越晚近的漢語詩較之於越古舊的漢語詩可能技巧更豐富，正如葉燮所言：「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不知唐詩之工也。」(葉燮：《原詩·內篇下》)但這不影響胡應敝「體格日卑」的結論；或者，「體格日卑」正是文的自覺帶來的結果之一。

(121)《孟子·離婁下》。

(122)也許事情並非趙岐所說的那麼簡單，至少王通對《尚書》《詩經》和《春秋》之間的關系的看法值得重視：「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123)《孟子·滕文公下》。

(124)參閱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85頁。

(125)學者熊逸以皇皇五十萬言的《春秋大義：隱公元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極為完好地證明了這個問題。

(126)在中國思想看來，和當然是萬物之本，但藝術唯有失和、違和才可能存在，比如音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禮記·樂記》)但必須說明的是：違和為詩之起，失和也可為詩之所述，但承載詩之起和詩之所述的詩法必定為和。鐘嶸有言：「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鐘嶸：《詩品·序》)這里的「酌而」「幹之」「潤之」等，就是調和味道達成和味。這大致上也是元人楊載的看法：「凡詩中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然《風》之中有賦、比、興，《雅》《頌》之中亦有賦、比、興，此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凡有所作，而能備盡其義，則古人不難到矣。若直賦其事，而無優遊不迫之趣，沈著痛快之功，收尾率直而已，夫何取焉？」(楊載：《詩法家數》)今人有以「子建詩最傳者」的《七哀詩》為例，來證明詩之起和詩之所述必得以詩法之和而載之：「此詩一、二句以月光起興；三句至八句以賦的手法，直接鋪陳其事；九句至十六句中用了三個比喻。陳衍《石室雜說》謂此詩為『子建詩最傳者』之一，是富有詩味的好詩。其所以有味，就在於興、比、賦兼用。」(陳應鸞：《詩味論》，巴蜀書社，1996年版，第168頁)

(127)(唐)韓愈：《送孟東野序》。

(128)參閱錢鐘書：《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15-132頁。

(129)《論語·陽貨》。

(130)參閱敬文東：《感嘆詩學》，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2頁。

(131)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國新文學大系·理論建設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7頁。

(132)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

(133)顧隨：《駝庵詩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11頁。

(134)(宋)朱熹：《詩集傳·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