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問題,胡應麟有很明確、很恰切的看法:與「宏奧淳深」的《雅》《頌》的曇花一現比起來,出自民間歌謠的《風》所代表的精神,反倒更有傳之後世的能力。胡應麟認為,這是因為「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為騷,漢再變而為選,唐三變而為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則一也。」(120)「體格日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後世之詩多用於「室家」等事宜;而用於「室家」等事宜,則必然邏輯性地讓「喜怒哀樂發而皆」不「中節」,無法心平氣和,因此,必將「終」不「和」「且」不「平」[「終和且平」(《詩經·伐木》)的反面]。

有鑒於此,孟子才深有感慨地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121)趙岐有註云:「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跡止熄,頌聲不做,故《詩》亡。」(122)如此說來,《春秋》乃是違和、失和的直接產物。「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23)果如是言,《春秋》又是對失和、違和之行徑的懲戒。用於懲戒的方式,被認為大致有四:寓褒貶於動詞,其一也;示臧否於稱謂,其二也;明善惡於筆削,其三也;隱回護於曲筆,其四也(124)。眾多事實業已證明,《春秋》的懲戒效用十分有限(125)。味覺化漢語詩歌還真得建立在違和、失和的基礎上,否則,漢語詩歌的存在與否,就是難以想象之事;其樣態為何如,也是無法猜度的事體(126)。韓愈有「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127)的警句。錢鐘書站得高,看得遠,因此能發前人之未發:「不得其平」既包括太史公因命運多舛而有所謂「發憤所為作」的寫作主張——「發憤所為作」乃是失和、違和的結果,它「不得其平」;也包括高興與快樂對「平」所具有的破壞作用——快樂與高興顯然打擾了處於清修狀態的和,它們盡皆「不得其平」。錢鐘書實事求是地認為:對和的破壞而所得之詩在數量上尤以前者居多,在質量的上乘上也以前者為甚(128)——這當然是很不給《春秋》面子的事情。面對此情此景,連孔聖人都不得不語帶同情地說:「詩可以怨。」(129)違和與失和乃有哀悲之嘆(而不是贊頌),正所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詩經·園有桃》)。由「憂」引發的哀悲之嘆,有理由被認作味覺化漢語詩歌的主體性建築(130)。後起的漢語詩人只得像胡適認為的那樣,「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唯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131)雖然,後起者的作品都很可能有如屠隆描述的那般「周漢之聲,蕩焉盡矣」,卻又既可以達致屠氏所稱道的「秾華色澤,比物連匯,亦種種動人」之境地(132),也可以達致顧隨所希冀的那種境界:「詩必使空想與實際合二為一,否則不會親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與經驗合二為一。經驗若能成為智慧則益佳。」(133)放眼望去會發現:一整部古典漢語詩歌史,就是一部起初有忠於和,繼而有叛於和,最後,以失和、違和為前提而成就自身的漫長歷史。其間的機制和機理,朱熹說得尤為生動:「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進而發於咨磋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134)無論是因為悲傷憂愁,還是因為欣喜大樂,總之,內心失和、違和的詩人們有機會發聲,有理由直抒胸臆了——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黍離》)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孟郊:《登科後》)

(120)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但從文的自覺的角度看,越晚近的漢語詩較之於越古舊的漢語詩可能技巧更豐富,正如葉燮所言:「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不知唐詩之工也。」(葉燮:《原詩·內篇下》)但這不影響胡應敝「體格日卑」的結論;或者,「體格日卑」正是文的自覺帶來的結果之一。

(121)《孟子·離婁下》。

(122)也許事情並非趙岐所說的那麼簡單,至少王通對《尚書》《詩經》和《春秋》之間的關系的看法值得重視:「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123)《孟子·滕文公下》。

(124)參閱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85頁。

(125)學者熊逸以皇皇五十萬言的《春秋大義:隱公元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極為完好地證明了這個問題。

(126)在中國思想看來,和當然是萬物之本,但藝術唯有失和、違和才可能存在,比如音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禮記·樂記》)但必須說明的是:違和為詩之起,失和也可為詩之所述,但承載詩之起和詩之所述的詩法必定為和。鐘嶸有言:「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鐘嶸:《詩品·序》)這里的「酌而」「幹之」「潤之」等,就是調和味道達成和味。這大致上也是元人楊載的看法:「凡詩中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然《風》之中有賦、比、興,《雅》《頌》之中亦有賦、比、興,此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凡有所作,而能備盡其義,則古人不難到矣。若直賦其事,而無優遊不迫之趣,沈著痛快之功,收尾率直而已,夫何取焉?」(楊載:《詩法家數》)今人有以「子建詩最傳者」的《七哀詩》為例,來證明詩之起和詩之所述必得以詩法之和而載之:「此詩一、二句以月光起興;三句至八句以賦的手法,直接鋪陳其事;九句至十六句中用了三個比喻。陳衍《石室雜說》謂此詩為『子建詩最傳者』之一,是富有詩味的好詩。其所以有味,就在於興、比、賦兼用。」(陳應鸞:《詩味論》,巴蜀書社,1996年版,第168頁)

(127)(唐)韓愈:《送孟東野序》。

(128)參閱錢鐘書:《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15-132頁。

(129)《論語·陽貨》。

(130)參閱敬文東:《感嘆詩學》,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2頁。

(131)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國新文學大系·理論建設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7頁。

(132)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

(133)顧隨:《駝庵詩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11頁。

(134)(宋)朱熹:《詩集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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