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的價值斷裂…

2016年是西方政治領域掀起驚濤駭浪的一年：英國以全民公決方式脫歐成功，德國默克爾的移民政策受到國內各方的挑戰，法國右翼族群獲得國內廣泛的支持，以及特朗普挑戰精英競選成功，等等。這些政治事件之所以吸引人們的注意，是民粹主義的不斷湧動和得手。尤其是在大多數政治精英們都認為希拉里將獲勝，並且多數預測數據都報告希拉里將獲勝的情形下，讓整個世界錯愕的是挑戰精英政治和“政治正確”的特朗普當選。而“後真相（post-truth）”就是對這樣一些西方政治現象所表現出來的與真相不符的人們信念的一種描述。這一概念已在網上躥紅，被西方學界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匯”。…

與之相對照，從事後一類的專業人士往往受過完備的教育、能夠自我做主，在遠程工作中享有相當程度的創造性，也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歸根結底，這些人和前一類人也不能被完全區分開來，兩者都面臨著工作/生活的平衡問題。在家工作加重了勞動負擔，因為“在家”，所以需要同時承擔工作與家務的雙重負擔；同時，原本可以全身心放松的下班時間，也因為工作進入了家庭而延長了實際工作的時數，使人長期處於超負荷的工作狀態之中。個人如果缺乏良好的時間管理和自律能力，往往會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團糟。…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什麽呢？1993年，美國社會學家朱麗葉特·肖爾出版《工作過度的美國人：閑暇的意外衰減》，該書的副題顯示，閑暇並沒有像社會學家預計得那樣如期到來。相反，過去20年中，閑暇在減少，而工作時間在增加。需要注意的是，肖爾這里所說的工作是付酬工作與不付酬的家庭勞動的總和。

雖然工薪階層的收入增加了，但他們為此付出了時間。到90年代末，已婚並育有子女的雙職工一年新增的工作時間達151個小時。肖爾形容說，這就好像是工業革命重返美國。2001年的一項哈里斯測驗表明，美國人的周工作時間（包括家務勞動和受教育）由1973的41小時上升到50小時，同時，閑暇時間由26小時下降到20小時。…

梅羅維茨說，在社會上沒有充斥電視之前，政治領袖們被當做一種“神秘的存在”，遙處普通公民之上，很容易控制有關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做了什麽的信息。然而，電視改變了一切。一方面，如果不在媒體上拋頭露面，政治領導人對公眾的吸引力就會縮水；但是如果過度曝光，他們就會徹底失卻這種力量。這是因為過度曝光會減少領導人的神秘感，使他們成為凡夫俗子。由於有關各種社會問題的信息的即時性，普通公民現在得以仔細打量和檢查其領導人的形象及言辭。這就是梅羅維茨所言的雙刃劍：電子媒介給政治權威展示自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舞臺，但同時這些權威也失去了印刷環境下神秘的光環，因為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具體的人。而一旦政治權威的形象距離與普通人接近起來，任何完美就不復存在了。…

波茲曼寫道：“我們與成年連結在一起的所有特征，幾乎都是（或曾經是）有一個完全具有讀寫文化的要求所產生或擴展而成的。這些特征包括一種自我克制的能力、一種對被延遲滿足的容忍、一種能進行概念式與序列式的復雜思考能力、對於歷史連續性與未來的專注、對於理性與等級制度的高度評價。”在這里，讀寫能力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神話了。

無論如何，我們承認，兒童和童年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結果。16、17世紀以後，童年的概念普遍得到承認，兒童越來越成為受尊重的對象。他們需要與成人世界分離並受到保護，童年應該有特別的服裝，已是約定俗成的事實，兒童的語言也開始與成人話語有所區別。社會要求兒童接受長期的正規的教育，父母演變成了監護人、看管人、保護者、養育者、懲罰者、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社會開始收集內容豐富的秘密，不讓兒童知道有關性關系的秘密，也包括有關金錢、暴力、疾病和死亡的秘密。…

梅羅維茨提出，電子媒介“使得曾經各不相同的社會場景相互交叉”。以前我們會有階級權力等級等的劃分，是因為不同群體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場景，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而現在，“場景相互交叉”了，這勢必引起社會舞臺與社會行為的重組，產生三大社會現象，即“兒童與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概念的融合，政治英雄與普通市民的等同”。

首先來看第一個現象。兒童與成人概念的模糊所導致的界限消失，與一種童年界定物密切相關，它就是：秘密。梅羅維茨認為電視是“秘密展示機”（secret-exposingmachine），不僅排除了童年與成年社會中的重大差別，讓孩子暴露在各種圖像和信息面前，呈現人類歷史上與時共存的暴力、愚蠢、紛爭、煩惱、人體上生老病死的弱點，因而提早瓦解了兒童的天真童稚；而且，它還讓孩子們知道了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即“關於秘密的秘密”。…

兒童與成人界限的消失；男人與女人界限的消失；英雄與凡人的融合；工作與休閑的模糊化——我們都是越界人，活在時代更替的夾縫中。這個越界的經驗，是世界上無數受技術與媒體影響、身份含混模糊、經歷生活與工作流動、感受代際震蕩的群體與個人的共有經歷。

我在2008年的著作《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一書，主要討論在共有媒體（即各種基於數字技術、集制作者/銷售者/消費者於一體、消解了傳統的信息中介的媒體系統）的作用下公私界限消融的問題。例如，一個常見的情形是，人們的私有空間成了媒體聚焦之所，同時，整個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現在家里。我提出，在共有媒體中，公與私的區分既不是決定性的，其各自的本質也不是固定化的，而是充滿了流動性和多變性。…

歷史上德拉克馬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道，這麼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後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使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當權，也不會造成這種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稅收還是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這樣。從源頭上講，為什麼左派右派的主張會造成這種結果？很簡單，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競爭，都要討好老百姓，那結果當然就是這樣。要取消這一點，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討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討好老百姓的話，還是民主制度嗎？不是了。

比如說，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討好皇上，因為皇上總是既喜歡收費又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假如左派說皇上就應該橫征暴斂，那麼皇上肯定很高興；假如右派說皇上就應該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必為他們太操勞而影響健康，那皇上也會很高興。…

如果西德采取了第三種方案，就是強行大規模削減福利，在西德引發的反應會比現在在希臘要激烈十倍，西德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正常情況下，東德不可能統一西德，但一旦西德發生大亂，出現不可控的狀態，東德用非正常手段統一西德並不是不可設想的。

我問莫德羅，假如真的出現了這種狀況，一個極右派會怎麼看？他說不知道。我說，你作為一個左派，是怎麼看這種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演變的話，那顯然是東德戰勝了西德。但這能說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這能說是儒家文明誕生了西方文明嗎？照我說，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1世紀的資本主義，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這種現象右派贊成不贊成我不知道，作為左派，你能贊成嗎？莫德羅先生很誠懇，他說他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就一直說肯定不可能這樣。…

由於人口老齡化，由於靠福利供養的人口增加，使得東德的人均收入至今為止還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這個差距並不是因為東德工人工資比西德低，而是因為東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輕人去西德就業，福利供養人口留在東德了。我們知道，福利制度有利於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麼說，福利供養人口與就業人口之間的收入還是有差距的。這一點是東德人很不滿意的

我去過東德的汽車城艾森納赫（Eisenach）。艾森納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裏生產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車在中國很有名。東德時代的艾森納赫，人口有4.8萬，幾乎所有人都在汽車城上班，號稱是沒有失業的。汽車城生產多少汽車呢？當時年產5萬輛，雇員是一萬人，基本上解決了那裏的就業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於勞工階層的博弈。那麼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系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我們這邊應該出現一個相反的過程。我們搞外向型經濟，輸入資本，輸出商品，應該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才對。…

可是，無論是特朗普當選還是英國脫歐，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勝利，也不是右派的勝利。特朗普肯定不是左派，因為他非常反感福利國家。他上臺以後，就把奧巴馬的醫改都給廢掉，而且這是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但你說他是右派嗎？傳統上，西方的右派是傾向自由貿易，傾向自由市場的，可特朗普同時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主張取消自由貿易。他既仇恨福利國家，又反對自由貿易，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的劃分中，你是找不到這種人的。但不論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仇恨福利國家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認為，西方從八十年代以來再度出現兩極分化，原來已經基本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又再重新強化。皮凱蒂的書引起了很大的關註，他提出的問題完全是真的問題，反對他的基本上是傳統的右派，他們認為皮凱蒂書中講到的西方貧富分化的現狀誇大其詞，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總而言之，他們主要針對的是皮凱蒂所講的事實。…

在這個意義上的男女界限消失，對女人似乎是個利好消息。因為隨之而來的是女性對社會性別（gender）的甄別，以及自身權利意識的提升。社會性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中出現的概念。其基本前提，就是強調性別的社會文化建構性，主張人的性別角色是社會化的結果。在性別機制的規範之下，男性和女性發展出經限定的、社會認可的氣質、角色和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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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已有幼兒院實驗讓幼童在一個無性別區分的環境下成長，棄用han(he)、hon(she)，而改用中性的代名詞hen，追求“性別平等”。在另一方面，2014年2月13日，Facebook首度在美國開放用戶自定義性別選項，不再局限“男性”或“女性”兩種，可選擇50余種性別，包括“雙性”（intersex）、“性別流動”（fluid）、“跨性別”（transgender）等。…

首先，希特勒当时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特朗普在大众投票中得票率不到一半，但获得的选举人团选票远远超过一半。希特勒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为什么还能当选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左右派斗得非常厉害，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头号敌人，于是希特勒作为一匹黑马，就在左右鹬蚌相争中得利了。但美国不是这样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气氛和1933年德国选举的气氛是不一样的，美国不存在德国那种左右双方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

其次，德国1933年的选举本身当然是合法的，但当时德国各个政党在选举之外已经有不正常的举动了。比如最明显的就是纳粹党派出民兵力量，组织冲锋队，搞一些暴力活动，这在1933年以前就形成了。但是在2016年的美国是没有这种现象的。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实际上美国历史上是有过民粹主义的，有右翼民粹主义，有左翼民粹主义。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右翼民粹主义就是麦卡锡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掀起过一场以人民的名义抓苏联代理人的运动。当时把很多人说成是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苏联的代理人渗透进了美国，在美国的知识精英当中无孔不入，很多愿意和苏联做生意的资本家也是苏联的代理人。当然还有一些左翼文人，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卓别林，也被认为是苏联的代理人。

请大家注意，麦卡锡主义在反对上述这些人的时候用的名义都是人民。而且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以前说，麦卡锡主义既然是右翼的，那么一定有大资本、垄断资本在背后撑腰。其实恰恰不是，麦卡锡主义其实是一场草根的运动，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主要向精英施加压力。这个压力显然已经造成对那些精英的人格、人权、言论自由的压迫。这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人民”奉献出一切，尽管所谓的“人民”就是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人民”牺牲，那等于就是我们都牺牲掉了，那这个抽象的“人民”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没有了。

俄国民粹派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崇拜农民。大家知道，19世纪的俄国还是个农民国家，实际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俄国民粹派给俄国农民非常高的评价，说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拥有至高无上的品格和道德。而且说，知识分子应该跪倒在农民面前，因为知识分子很肮脏。…

【编者按】2018年4月2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秦晖教授认为，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这样，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秦晖教授提醒听众，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了部分演讲内容，该文本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个别表达依据上下文略加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