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西方政治領域掀起驚濤駭浪的一年：英國以全民公決方式脫歐成功，德國默克爾的移民政策受到國內各方的挑戰，法國右翼族群獲得國內廣泛的支持，以及特朗普挑戰精英競選成功，等等。這些政治事件之所以吸引人們的注意，是民粹主義的不斷湧動和得手。尤其是在大多數政治精英們都認為希拉里將獲勝，並且多數預測數據都報告希拉里將獲勝的情形下，讓整個世界錯愕的是挑戰精英政治和“政治正確”的特朗普當選。而“後真相（post-truth）”就是對這樣一些西方政治現象所表現出來的與真相不符的人們信念的一種描述。這一概念已在網上躥紅，被西方學界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匯”。

吳曉明教授在《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多維視野中的後真相時代：問題與對策”圓桌會議中撰寫了《後真相與民粹主義：“壞的主觀性”之必然結果》一文，他認為：“無論是所謂的‘民粹主義’還是所謂的‘後真相’，都是現代性發展到特定階段上的產物，是無限制的主觀性，即‘壞的主觀性’——它潛在地包含在作為主體性哲學的現代形而上學中——之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吳曉明的討論具有形而上學的特征，因此不可能指明這樣一種“壞的主觀性”是如何表現的。對於後真相時代與民粹主義問題的研究，不僅需要形而上的反思，也需要形而下的闡釋。在平民公共領域所表現的民粹主義的“壞的主觀性”，不是個體的主觀性，而是群體的壞的主觀性。這種壞的主觀性可以一個概念概括：怨恨。對統治集團精英的失望，從而導致對制度的懷疑，而所爆發出來的情緒就是怨恨。暴力政治是怨恨的集中體現。特朗普以違反政治常識和政治正確的言論而得到底層民眾的擁護，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暴力政治。當然，這只是言語施暴；而民粹主義怨恨的爆發，就並非僅僅是言語施暴了。

新的政治生態：後真相與民粹主義的合一

回顧2016年的西方兩個重要的政治事件，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我們會發現，所謂“後真相”是與民粹主義興起內在關聯的。英國脫歐公投獲得民眾的支持，在於民眾這一憂慮：即對邊界開放而導致移民湧入，從而有可能使得英國普通公民丟失飯碗的憂慮，同時也是由於歐盟的敘利亞難民分攤政策帶來的難民湧入的恐慌。正如有學者說：“精英權力與大眾權利之間的政治博弈不啻引發了英國的民主合法性的危機,而且還導致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民主制度處於一種進退維谷的困境。”而特朗普競選所打的就是民粹主義的牌。他在競選中說要把幾百萬非法移民遣送出境；要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築一道“長城”，以阻止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入境；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是他在競選時所承諾的，要讓美國中部的煤礦工人重新獲得工作崗位；他不顧“政治正確”，而要把恐怖主義活動猖獗的阿拉伯地區的入境人員嚴加限制……這些都是為了獲得底層民眾的支持。

後真相與民粹主義的合一，是當代互聯網背景條件下政治生態改變的一個重要現象。“民粹主義”這一概念在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後開始流行，特別是英國脫歐公投後更為引人注目。民粹主義基本精神是以維護平民利益為由而反對權威或精英，認為平民為精英所壓抑，因而認為應當采取任何手段來改變這種狀況。“後真相”這一概念躥紅的前提是互聯網時代交往條件的成熟。互聯網不僅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條件，也改變了當代世界的政治生態。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自媒體時代，自媒體時代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時代。傳統信息的來源是中心性的，在傳統傳媒時代中所確立起來的報紙、電臺、電視的信息壟斷已經被打破，每個行為主體都可以是一個信息源，互聯網將自媒體所發布的信息傳播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

因此，全球信息平面化、民主化帶來了對於事件發生、發布以及對於事件真相認識的方式、方法的重大轉變，雖然權威媒體的作用仍然存在，但網絡媒體的作用正在凸顯。一方面，報紙、電臺、電視等代表著傳統的精英所控制的媒體而形成了一個精英公共領域；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底層民眾都可以在全球性的信息平臺上表明自己的存在，同時利用這一平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意味著一個平民性的公共領域已然形成。這一平民公共領域並非只是一個發聲的平臺，而且是一個交往的平臺。各種不同政治傾向或興趣愛好的人超越地域的界限，組成某種網絡共同體進行交流與互動。應當看到，這意味著公共領域里的重大結構轉型。傳統媒體由於歷史的原故，往往更多地代表著國家或政治精英，普通大眾雖然有著平等參與權，但實際上普通大眾多數被排除在文化和政治精英控制的媒體之外。哈貝馬斯說：“具有操縱力量的傳媒褫奪了公眾性原則的中立特征。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

網絡平民公共領域的形成，改變了公共領域的結構。這一改變不僅是結構的改變，同時也必然反映在價值訴求上。但是，當大量的價值訴求已經展現在平民網絡共同體中時，精英型的傳統媒體則視而不見。在特朗普當選之後，網絡上就爆出美國華人組織對特朗普的支持。換言之，我們也許可以發現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在價值訴求上的斷裂。然而，當特朗普在底層選民的支持下當選之後，西方主流媒體認為它們迷失了真相，但實際上是對湧動的民粹主義視而不見，同時也忽略了平民公共領域的聲音。正如吳曉明所發問的：“關於‘後真相’的議題，看來是與公共輿論的境況所發生的重大轉折相聯系的，而這種轉折又特別是與媒體手段的變革（即‘新媒體’，互聯網、社交媒體等）相表里的。在這樣的轉折過程中，公共輿論的性質和取向究竟在發生怎樣的轉變，並且在怎樣的程度上使我們處於所謂‘後真相’的境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