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德拉克馬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道，這麼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後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使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希臘是一個小的例子。大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美國的國債多，這還是次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也是負債的標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它買的多賣的少。它買東西時給你一筆美元，它這筆美元其實就是它欠你的賬。你拿了美元之後不再買商品，那不就是廢紙嗎?其實就等於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還有貶值的風險，那麼避免貶值的方式是什麼？就是買美國的國債，美債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這個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謂國家能力會因國家財政不可控的債務狀況而惡化。那麼好了，你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一個國家會向全球透支，但是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因為透支的本質是借錢，而不是搶錢——如果是搶錢就不會有債務，因為搶來的錢是不用還的。而且，搶錢需要有霸權，但對借錢來講，霸權是不管用的。因為借錢的前提是別人願意借給你，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去借錢，對方還會著急，還就是願意借給美國。美國不去借錢，對方還不高興。

為什麼會這樣？那就是全球化過程還有另外一極。剛才已經講了，美國這種體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極，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們的主張都是從西方來的，但是他們的左派和右派玩遊戲的平臺和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極，那裏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這一點和西方不一樣。那麼由於那裏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所以那裏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稅的情況。恰恰相反，那裏的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它給一點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給，老百姓也不能問政府要。這樣，政府手中的錢就會越來越多。

全球化就在這兩極中形成了嚴重的互動。結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不見得它的老百姓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不見得它的老百姓也越來越富。完全是兩回事。

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就是說，我們現在搞的其實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了，而它們也沒有人說，它們搞的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如果要講計劃的作用、市場的作用，任何國家都有這樣兩種作用。如果要講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率，也沒有任何國家說可以只要一樣。但，是不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的。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越來越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裏，意味著政府權力不減，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制表面上看趨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覺得也是很難逆轉的。但是這裏的確有一個全球化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的問題。

全球化從理論上講應該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也的確給我們中國帶來了好處。我這裏講的好處不只是說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裏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我們在體制上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後，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從縱向的角度看都比過去進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我們說，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全文完）（愛思想網站2018-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