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羅維茨說，在社會上沒有充斥電視之前，政治領袖們被當做一種“神秘的存在”，遙處普通公民之上，很容易控制有關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做了什麽的信息。然而，電視改變了一切。一方面，如果不在媒體上拋頭露面，政治領導人對公眾的吸引力就會縮水；但是如果過度曝光，他們就會徹底失卻這種力量。這是因為過度曝光會減少領導人的神秘感，使他們成為凡夫俗子。由於有關各種社會問題的信息的即時性，普通公民現在得以仔細打量和檢查其領導人的形象及言辭。這就是梅羅維茨所言的雙刃劍：電子媒介給政治權威展示自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舞臺，但同時這些權威也失去了印刷環境下神秘的光環，因為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具體的人。而一旦政治權威的形象距離與普通人接近起來，任何完美就不復存在了。

波茲曼指出，電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親密，更個人化和更富有表現力。印刷媒介展示了經過修飾的有風格的訊息，而電子媒介則展示了自發的和“自然”的訊息。其實這個“自然”是打引號的，因為電視帶給我們的是高度包裝。波茲曼痛斥說，為了包裝自己，美國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現才干和駕馭能力的領域已經從智慧變成了化妝術；甚至神父們，醫生和律師們，教育家和新聞播音員們，也都不再關心如何擔起各自領域內的職責，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了如何讓自己變得更上鏡。

由此，政治新聞中的象征形式已經徹底改變了。在電視時代，政治判斷力從評估個人的政治主張，變成對政治人物形象直覺的、情緒化的評估。在更廣泛的層面，人們對社會名流的評估也是如此，因為唯有直覺和情緒才是注意力的先決條件。“在我們的社會中，成功就意味著公眾注意的認可，”克里斯托弗·拉什寫道。這種認可的過程迅速而經常，基於真正成就上的真正的成功不再是獲得公眾注意的要件了。注意力的要求如此之高，連那些符合客觀標準的衡量的成功人士都不斷尋求更多的認可，例如，大亨們一反過去的隱遁，頻頻在媒體中出鏡。如今，商業成功的標志是麥當娜式的知名加上蓋茨式的富有。唐納德·特朗普成為自我推銷的CEO的典範。似乎，只要無人關注，所有的偉績都會煙消雲散。

在電視的脫口秀中，人們渴望暴露自己所有的一切，不和的家庭，受壓抑的童年，婚姻，婚外情，性創傷，把電視變成了雜耍和論壇的混合物。這造就了查爾斯·德伯所稱的“名人的民主化”，即普通人可以通過把自己的錯誤、罪行、創傷和悲劇等等公之於眾而獲得巨大的注意力。與此同時，名人雜志刊登偷拍的明星卸妝照片，向公眾傳遞一個信息：名人和我們沒有什麽兩樣。

在自戀的時代，沒有什麽人會取得真正的成就。狄蘭·伊文思在《衛報》上評論說：“現在，如果某個人的才能遠勝於我們，我們不會祝賀他——我們羨慕他，但怨憎他的成功。似乎我們並不想要我們仰慕的英雄，而寧願要我們可以認同的英雄。如果阿喀琉斯今天還在的話，所有的大字標題談論的都會是他的腳踵。”

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屌絲的逆襲，精英的倒掉，嘲弄經典的惡搞，是網民最樂於消費的快餐。有關馬雲的段子“永遠不要忽視一個屌絲的決心和力量！今天你對我愛搭不理，明天我讓你高攀不起！！”，成為最新心靈勵志雞湯，原因是它完美地表達了草根對英雄的逆襲夢想。《新周刊》說得好：在網絡文化里，要區分神聖與卑微、嚴肅與戲謔、偉大與渺小，是很麻煩的事情，因為它們常常以彼此混雜、互相冒充的形式出現。

凡此種種的符碼混合，在文化意義上，令雅俗的分野也土崩瓦解。有人說，或許在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大眾的俗趣味對精英的雅趣味取得如此巨大的優勢。布爾迪厄在談論高尚品味對低俗品味的壓倒時說：“對下層的、粗俗的、通俗的、唯利是圖的、卑屈的、樂趣的否認，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它是建構了一個如此的文化神聖性，並包含了所謂的先知們對升華的、高雅的、無私的、免費的、顯赫的、一點都不褻瀆的、優越的美學自我滿意的正確性。”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相反的過程，不難理解俗趣味逆襲雅趣味成功時，大眾所感覺到的那種瓦解“文化神聖性”所帶來的的巨大的快感。

工廠與休閑的模糊化

當19世紀的思想家談論進步的時候，主要是指工作時間減少、工資增加，兩者都被視作進步的基本條件。進入20世紀，很多社會學家，如因《孤獨的人群》而聞名的大衛·里斯曼，都堅信隨著技術的進步，人們的閑暇時光將極為充裕。他們甚至擔心人們無法應付這些自由時間。

1967年，法國社會學家杜馬斯蒂埃出版《邁向閑暇社會》，指出與19世紀中葉相比，工作時間已大為縮短。周工作時間從大約75小時（工作6天，每天13小時）減少到約45小時。杜馬斯蒂埃認為，閑暇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它構成了“生活”的核心成分，與更大的課題如工作、家庭及政治等等具有深刻而微妙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這些課題進行重新審視和框定。他是最早在學術框架下研究閑暇的學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