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與成人界限的消失；男人與女人界限的消失；英雄與凡人的融合；工作與休閑的模糊化——我們都是越界人，活在時代更替的夾縫中。這個越界的經驗，是世界上無數受技術與媒體影響、身份含混模糊、經歷生活與工作流動、感受代際震蕩的群體與個人的共有經歷。

我在2008年的著作《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一書，主要討論在共有媒體（即各種基於數字技術、集制作者/銷售者/消費者於一體、消解了傳統的信息中介的媒體系統）的作用下公私界限消融的問題。例如，一個常見的情形是，人們的私有空間成了媒體聚焦之所，同時，整個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現在家里。我提出，在共有媒體中，公與私的區分既不是決定性的，其各自的本質也不是固定化的，而是充滿了流動性和多變性。

從這個議題開始，我著迷於界限的消失問題，這種消失意味著社會處於一種“透明”的狀態。界限的消失可能是多種原因所致；但媒體對這個現象的產生具有獨特的推動作用。這並非因為筆者持技術決定論或曰媒體決定論的觀點，僅僅是想在分析過程中將媒體這一變量單獨抽離出來，以之觀照曾經區隔分明的諸多界限，是怎樣因為技術造就的場景交叉而走向模糊、失序的。

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看到這樣的結果；一直以來，就存在對新的媒介的各種懷疑和譏諷，因其締造了混雜斑亂的環境而使人無所適從。這種懷疑甚至在柏拉圖的著作中就已經出現。在柏拉圖的對話《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和斐德羅就文字和口語作了一番對比。蘇格拉底對文字持批評態度，與世代相襲的口語傳統相較，文字有諸多不足：它只會提醒人們他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它會導致記憶的下降，它脫離說話人和聽話人的靈魂。此後，許多人把蘇格拉底在《斐德羅篇》末尾對文字的批評當做是一種預言，把它泛化為對新媒介的擔憂。

傳奇的政治傳播學者保羅·拉紮斯菲爾德就曾附和柏拉圖說：“閱讀允許一個人詳細研究印刷材料，可以一讀再讀，而在聽廣播時卻無法做到這一點。”他批評的是那時的新媒介——收音機。但其實，是電視真正激發了媒介批評家們的不安。用克萊·舍基的話說，近半個世紀以來，媒介批評家們面對電視給社會帶來的影響不斷地絞著他們的雙手，連手掌心都快搓破了。

從“傻瓜盒子”（idiotbox）或“蠢材顯像管”（boobtube）等為電視起的惡劣綽號，到建築學家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蔑稱“眼睛口香糖”（chewinggumfortheeyes），直到1961年，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牛頓·米諾終於在一次演講中，為電視找到了一個終極隱喻：“茫茫荒原”（vastwasteland）。我們的社會會不會因此而退步？因為社會成員在這個“茫茫荒原”上浪費了那麽多的時間。

電視常常被看作無可救藥之物。電視的著名抨擊者尼爾·波茲曼說，“如果電視開始走下坡路，我們所有的人都會活得更好”。可是，文化精英主義者盡管說話毫不留情，他們的抱怨卻無人傾聽——在過去五十年中，人均看電視的時間每年都在增長。這樣看來，電視很容易和毒品劃上等號：明明有害，但人們還是欲罷不能。政治理論家、著名外交官喬治·F.凱南就譴責電視是“反社會的”，稱其擁有“某種毒品般的、帶麻醉性和催眠性的能量”。

仔細地考量這個過程會發現，今日我們對互聯網的諸多批評，都可以在早先對電視的批評中找到影子。例如，1977年，瑪麗·溫做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有關電視對孩子和家庭的影響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她對電視給孩子們施加的令人上癮的影響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她寫道：“電視的體驗令參與者把真實的世界完全清除出去，而進入一種愉悅和被動的精神狀態之中。”2002年，她更新了自己的研究，出版了《插著電源的毒品：電視、電腦和家庭生活》一書。在這里，電視和電腦同被視為“插著電源的毒品”。

兒童與成人界限的消失

對電視的批評之作中，有一部美國作家約書亞·梅羅維茨寫的《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這本1985年出版的書主要分析電視對於美國的影響。這里的“電子媒介”主要是指電視，而非我們現在慣認為的網絡。

梅羅維茨的這本書的核心是“場景論”，亦即，“電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過內容來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地理場景’來產生影響”。他認為，電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間和社會場景的傳統關系。場景通常是以“誰在哪兒”來定義，它隱含的現實問題是，每個人在不同的場景下，其行為類型是不同的。然而電子媒介的發展將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帶到相同的“地方”，使得人類的交往行為具有了新的中介，人們能夠在不改變所處“地方”的情況下進行多種社會交往行為，於是許多從前不同的社會角色特點變得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