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的價值斷裂

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在價值訴求上的斷裂，反映的是當代西方政治社會內部的矛盾。但我們不可誇大這兩者之間的價值裂痕。應當看到，在憲法共識的前提下，不同利益訴求的黨派至少可以通過合法化的途徑達成妥協或現實性的共識。正如任劍濤所說：“假如想確定民粹主義政治的危害，只需要判斷它是否走到了挑戰立憲民主政體的地步即可。只要立憲民主政體的根基未被動搖，民粹主義就不過是在發揮糾偏精英主義政治的作用而已；如果民粹主義超出了政治動員目標，發揮出顛覆立憲民主政體的作用，那就必須斷然加以制止。”並且，西方公共領域文化從來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羅爾斯曾在理性多元的意義上談論西方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在羅爾斯看來，政治文化的多元性，並非是西方民主社會的壞事，而是幸事。羅爾斯認為，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是“民主社會公共文化的一個永久特征”。在羅爾斯看來，這是自由制度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所產生的結果。並且，對於理性多元的政治文化的矛盾與沖突，不可能以國家手段來進行壓制，“如果我們把政治社會當作以認肯同一種全面性學說而達到統一的共同體，那麽，對於政治共同體來說，壓迫性的使用國家權力就是必需的。”而這恰恰是中世紀基督教教庭對待宗教異端的做法，也是現代專制國家對待思想異端的做法。

那麽，在現代民主國家，以什麽樣的方式來處理多元政治文化之間的沖突呢？羅爾斯的方法是找出理性多元文化之間的共同點或共同處，從而達到重疊共識。不過，羅爾斯強調這個重疊共識是在對憲法根本原則共同認可的前提下。換言之，對憲法的忠誠是超黨派、超宗教派別的，“一個持久而安全的民主政體……必須至少得到該社會在政治上持積極態度的公民的實質性多數的自願支持。”特朗普憑借民粹主義策略和民粹主義的反抗而上臺，雖然在選舉結果後，美國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當時人們認為美國的政治生態已經被撕裂，但是，人們的情緒很快平息下來。美國的政治社會並沒有因此而撕裂，其根本原因，並非是找到了類似於羅爾斯所說的沖突對立雙方的重疊共識之處，而是服從於憲法的決策程序。換言之，民主政體的根本原則得到多數美國公民的自願支持，是對憲法根本原則的忠誠維護了政體的穩定。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國內不同利益文化的沖突不存在，也並不意味著在特朗普上臺後對於國內的利益關系沒有進行調整。我們恰恰看到是一系列民粹主義的利益或價值訴求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得到體現，但他是在民主政體的框架內進行的。

應當看到，將民粹主義或平民公共領域文化與精英文化的沖突限定在民主政體秩序的軌道內發泄與平息，是現代西方民主政體的成就。這是因為，平民公共領域或民粹主義文化與統治階級的精英主流文化的沖突，是近現代世界動蕩不安的根源所在。平民公共領域並非在當代才出現，它與西方現代社會同步出現。哈貝馬斯指出，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運動就是近代資產階級的平民公共領域，但他在寫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時忽略了它的重要性，他指出：“有關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階段和憲章運動，我用‘平民’公共領域加以概括，我認為，這一公共領域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在歷史進程中被壓制的一個變種，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在湯普森的篳路藍縷之作《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之後，大量研究論著接踵而至，論及法國和英國的雅各賓黨人、歐文和早期社會黨人的活動，憲章黨人，以及19世紀早期法國的左翼民粹主義。”

大量研究和文獻表明平民公共領域在近現代社會公共領域中的重要性。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雅各賓黨人運動，就是近代史上最早出現的民粹主義的或平民公共領域的運動。雅各賓黨人代表著當時法國與國王和貴族對抗的平民的價值訴求和制度訴求，並由此掀起了改變法國命運和影響世界的滔天巨浪。哈貝馬斯指出，傳統形式的公共領域是把民眾排除在外的。那麽，什麽是傳統形式的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所指的是由國王、貴族、教會顯貴等統治階級所組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沒有提及古希臘雅典的全民參與的公共領域。雅典民主是一種全體公民參與的民主政體，在這個政體中，所有公民的政治權利平等，並且其政治參與權都可以通過公民大會、法庭等活動來實現。而其公共領域，不僅表現在公共集會和市場上，而且表現在公民大會上，精英與平民兩者在公共領域中的活動並沒有實質性的分野。

近現代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是從中世紀的由統治階級代表，即國王、教會顯貴、貴族所構成的公共領域轉換而來。然而，近現代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公共領域仍然體現了這樣一種政治精英統治的特征。平民公共領域的崛起就是以對占統治地位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反抗為特征的。因此，平民公共領域生來就與占統治地位的公共領域具有對抗和沖突性。哈貝馬斯說：“大眾文化顯然絕不僅是背景，也就是說，絕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極框架，而是定期出現、反抗等級世界的顛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慶典和日常規範。這一慣常看法揭示出，排除機制在進行分野和壓制的同時，也喚起了無法抵銷的對抗力量。”

在近代史上，法國大革命是平民公共領域文化或民粹主義對抗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典型，法國大革命之後人類社會無數次的運動與革命，都內在包含著平民公共領域的興起或民粹主義的活動。而且現代史上的德國法西斯的崛起，也是利用平民公共領域或民粹主義。2010年在阿拉伯地區興起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同樣是平民公共領域和民粹主義的行徑。中國建國後的“十年動亂”，也可以看作是在極左思潮影響下的民粹主義泛濫。正如任劍濤所注意到的，歷史上的民粹主義運動可能狂飆突進，導致社會秩序毀滅性的顛覆。因此，民粹主義或平民公共領域文化並非是像羅爾斯所想象的那樣溫順。

從古希臘民主社會公共領域結構的一體化到近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結構的分裂，在這里的秘密是隱藏著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哈貝馬斯以博費弗爾德的話說明了這點：“隨著國家和社會之間對應關系的形成，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社會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參與到了國家決策權及其實施過程中。國家創造和維系新的普遍法律制度，從而賦予個人和社會以資產階級自由，但是，個人和社會並沒有得到政治自由，也就是說，個人和社會沒有分享到集中在國家手中的政治決策權；也不可能在機制上對國家的決策權發揮積極影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作為統治組織的國家是以自身為基礎的，也就是說，在社會學意義上，國家的支柱是國王、官吏和軍隊，有時也可加上貴族，在組織和機制上，國家與資產階級所代表的社會相‘分離’。”哈貝馬斯指出，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不僅可從19世紀德意志各邦的特殊發展過程得到反映，而且在英國的近代發展過程中也可辨別出來。爾後的西方國家，則在國家政策的干預下，開始了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