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什麽呢？1993年，美國社會學家朱麗葉特·肖爾出版《工作過度的美國人：閑暇的意外衰減》，該書的副題顯示，閑暇並沒有像社會學家預計得那樣如期到來。相反，過去20年中，閑暇在減少，而工作時間在增加。需要注意的是，肖爾這里所說的工作是付酬工作與不付酬的家庭勞動的總和。

雖然工薪階層的收入增加了，但他們為此付出了時間。到90年代末，已婚並育有子女的雙職工一年新增的工作時間達151個小時。肖爾形容說，這就好像是工業革命重返美國。2001年的一項哈里斯測驗表明，美國人的周工作時間（包括家務勞動和受教育）由1973的41小時上升到50小時，同時，閑暇時間由26小時下降到20小時。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知識界關心的話題從“閑暇的豐足”轉變為“時間的匱乏”。時間壓力導致的緊張、慢性疲勞等問題吸引了社會的廣泛注意。在《新聞周刊》1995年的一項調查中，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聲稱自己“身心俱疲”。

人們一度對工作時間的起始與終止有明確的意識，但高科技的出現打破了工作與閑暇的界限。傳真機、計算機和手機的發明使人們更易於把工作帶回家，閑暇時間也被這些現代技術手段切割得支離破碎。閑暇現在由“偷來的片刻”組成，社會學家稱之為夾在各種活動之間的“時間三明治”。當人們成為過度工作的犧牲品，其閑暇時間的質量也會大打折扣。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長時間的工作損害了閑暇，減少了閑暇對人們的吸引力，從而使他們更加傾向或屈從於長時間的工作。

總體來看，閑暇時間的減少存在兩大原因：第一，工作成為現代宗教，人們用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來界定自身。第二，新消費主義盛行，對物質的欲望似乎永無止境。

從第一點原因來看，工作變成新式消遣，構成了一個普遍趨勢。2003年11月，聯邦快遞公司發布的全美調查表明，10％的被調查者擁有自己的企業，三分之二的人夢想擁有自己的企業，而最令人震驚的是，高達55％的人聲稱，如果他們能夠籌到資金，將會離開目前的職位而自行創業。40％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創業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從事自己熱愛和激賞的工作”。

人們曾經把工作當作苦役，而把業余時間的個人愛好當作樂趣。而現在，工作就是樂趣之所在。工作就像是一種新的宗教，工作倫理則像一種新的道德。

成年人用在工作、找工作或者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上的時間最多。這是因為工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工薪階層掙錢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字表明，2001年,近2000萬員工把部分本職工作帶回家中完成，在沒有加班費的情況下，他們一周平均在家里額外工作7個小時。而與工薪階層相比，自由職業者工作的時間更長。然而，個體經營者或希望自己當自己老板的人群在迅速地增長。

而所謂的新消費主義的最大特點是：人們從就近比較到上下比較——不再用同等經濟地位的群體、而是用收入水平最高的20％的人群作為參照物，來界定自己對消費品和生活方式的期望值。此前，較為普遍的目標是獲得舒適而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現在，人們對致富和奢華有更為迫切的追求。20年前的奢侈品現在成為了必需品：更新潮的家用電器，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車，等等。

推動這股新消費主義的有三種力量：首先，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財富越來越多地聚集到20％的人口中。這種財富的向上分配使處於社會－經濟金字塔尖的少數人得以大肆張揚自己的消費模式，因此影響了剩余的80％的人口的消費觀念。

其次，從90年代開始，商業化的媒體出現了一個明顯傾向，即把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當作一種文化典範宣貫給普通受眾，社會大眾的消費欲望脫離了社會現實，強有力地為電視、電影、報刊上的名流和虛構人物所引導。

第三，女權主義運動帶來了女性就業率的大幅度上升。以美國為例，1950年代美國婚後女性就業率僅為11%。經歷了60~70年代伴隨著民權運動而出現的的女權運動高潮後，1978年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上升到50%，1997年達到61%。在21世紀初頭幾年的經濟繁榮期時，已婚女性就業率曾經回落到54%，但在2008年底金融海嘯爆發後，因為生活壓力增大所迫，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重新上揚，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隨著中產階層的婦女越來越多地進入層級制機構中工作，與擁有更高經濟地位的人有了更為頻繁的接觸，她們更容易接受這些人所傳遞的消費信號。

工作與閑暇的此長彼消也反映在工作場所與家庭的空間關系流變上。家庭與工作場所的人為割裂與區隔，是工業革命給家庭生活帶來的重要影響之一。在工業革命之前，對在自家土地上耕作的農民和在家庭小作坊勞作的人們來說，不存在上班的概念。然而，工業革命帶來的大工廠、專業分工與城市化，徹底改變了大部分人的生存狀態，人們必須離開家庭，進入一個被“監視”的工作場所進行工作。這改變了農業社會的舊的時間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界節奏讓位於以鐘表的發明為標志的機械時間觀，工人的工作時間被精確到小時、分、秒，幾班倒的做法也出現了。歷史學家E.P.湯普森描述了早期現代時間感的變化，所有社會活動甚至人們的內在時間都與工業生產的節奏相匹配。

到了後工業化時代，互聯網、移動通訊和寬帶設施的發展導致了工作地點的重新安置，在這一過程中重塑了工作的特性。這方面出現的四個重要變化是：在家遠程工作的上升；移動工作的增加；知識工作在城市中心及其高科技“集群地”的匯聚；國際性勞動分工的形成。對這些變化，有的人用充滿詩意的語言來描述；例如，在以寫作《虛擬社區》而知名的霍華德·萊因戈德的筆下，到處都是田園般的“電子小屋”，遠程工作的專業人士充分享受高科技的好處，擺脫了每天上下班的煩惱，保持了和家人的接觸，在工作中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

事情其實沒有這麽簡單。可以拿到傳統工作地點以外從事的工作主要有兩類：一是重復性的、低技術的數據輸入和文案工作，二是高度復雜的“符號分析”工作如撰寫報告等等。從事前一種工作的人收入不高，沒有福利，也很少受法律保護，不會享受到傳統工作場所提供的社會關系、培訓、個人晉升。對他們而言，與其說是生活在愜意的“電子小屋”中，不如說是在高科技的“血汗工廠”里揮汗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