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德采取了第三種方案，就是強行大規模削減福利，在西德引發的反應會比現在在希臘要激烈十倍，西德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正常情況下，東德不可能統一西德，但一旦西德發生大亂，出現不可控的狀態，東德用非正常手段統一西德並不是不可設想的。

我問莫德羅，假如真的出現了這種狀況，一個極右派會怎麼看？他說不知道。我說，你作為一個左派，是怎麼看這種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演變的話，那顯然是東德戰勝了西德。但這能說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這能說是儒家文明誕生了西方文明嗎？照我說，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1世紀的資本主義，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這種現象右派贊成不贊成我不知道，作為左派，你能贊成嗎？莫德羅先生很誠懇，他說他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就一直說肯定不可能這樣。

我最後和他說，我只是講了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叫“昂納克寓言”。因為這個寓言並沒有發生，所以它只是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在德國沒有發生，但是在德國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發生呢？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我剛才講了三種方案，特朗普實際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種。他就是想要豎起一道柏林墻，至於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出現赤字財政

上面說的是國際經濟平等層面的問題。在國家層面，我們知道，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國家能力危機。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經很樂觀，但是他現在憂心忡忡，認為西方國家出現了國家能力危機，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國家想辦但是辦不成。他到中國來，很羨慕中國，認為中國具備超強的國家能力。所以他說，民主制度還是很可貴的，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國家能力的問題，將面臨嚴重的局面。

可是，所謂的國家能力是什麼意思？在我看來，國家能力無非就是兩個含義。一個是制度，就是說你這個制度是讓你這個國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那麼在制度上，為什麼現在西方各主權國家的能力出了問題呢？現在它們是民主制度，以前它們也是民主制度，它們的制度並沒有發生變化。那麼憑什麼說，以前它們那個國家有能力，現在它們國家都沒有能力？

那麼好了，第二個含義，就是財政。不管你是專制制度還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財力的。一個窮得叮當響的政府，不管你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你都做不成什麼事。你要做成事，你政府要有充裕的財力。如果說它們以前是民主制度，現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沒有變化，但是在財力這個問題上變化很大。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都是債臺高築，債務危機非常嚴重，因為給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們的債務負擔是剛性的，沒辦法維持。那麼債務問題怎麼來的？講的簡單一點，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左右兩派馬上鬥得不可開交。左派說，都是因為你們右派講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過度自由化，過度發放房貸，最終造成資金鏈斷裂。右派說，為什麼會有次貸，就是因為你政府想讓窮人買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實行一種超級福利制度；歐洲福利制度使窮人有房住，你美國還不滿足，要讓窮人不但有房住，還要鼓勵他們也當房主，最終引發次貸危機。爭論的結果還是，左派認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認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參加過一次會議，當時我提出，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我說你們左右派在這裏爭得不亦樂乎，但實際上問題至少是你們共同造成的。

為什麼呢？因為道理很簡單，為什麼你們的國家財政會形成那麼大的一個債務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論應該實行高福利、高稅收，按照右派的理論應該實行低稅收、低福利。無論是低稅收、低福利還是高稅收、高福利，理論上講各有利弊，但是都不應該造成債務負擔。實行高稅收、高福利，你可以說是福利國家養懶漢；實行低稅收、低福利，你可以說貧富分化很嚴重。但是債務窟窿到底從哪裏來的呢？因為你不管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財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講得簡單點，就是有多少稅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臺，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須搞高稅收。右派上臺，你想減稅，首先要減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難做到這一點。

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老百姓對左派和右派的主張都是只喜歡一半的。他們為什麼會選左派呢？因為喜歡高福利。但是他們不喜歡高稅收。所以左派上臺，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稅收就比較困難。那麼為什麼老百姓會願意選右派呢？因為右派可以給他們減稅。但是老百姓喜歡減稅，並不喜歡減福利。所以，右派上臺減稅很容易，但減福利很困難。那好了，左派上臺福利增加，但稅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臺稅收減少，但福利減少的不多。這樣，債務不是就越來越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