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弊端引發了「後理論」向重視文學閱讀、崇尚審美經驗的「前理論」回歸的沖動，於是在新世紀之初問世的一批以「後理論」或「理論之後」為標目的著作對於今後的文學理論提出了種種構想，有人認為「理論」缺少了文學和美學只是成為半壁江山，而這缺少的一半恰恰是更真實更有活力也更具本質意義的；有人主張回歸文本細讀的傳統；有人認為應當對傳記的、歷史的、目錄學、版本學的文學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視；有人則主張回歸對於文學文本的形式主義讀解。[26]

在這股「後理論」轉向的大潮中，卡勒無疑是中堅。他對於文學理論與「理論」之間相互激勵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對於「理論」中的文學性的開掘，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平衡機制的探討，對於「理論」與文學理論相互聯姻的可行性的求索，都不乏「後理論」的意味，成為「後理論」轉向的風標。盡管他本人並未標榜「後理論」的名分，但其所思所論在許多方面顯示了「後理論」的鮮明特征。…

由此可見，如今「理論」已經成為文學研究接受的既定事實，融入了文學研究並改變了文學研究的學術圖景和專業特點。可以預測，在未來的較長時間內，只要討論文學理論的問題，便繞不開「理論」問題，反之亦然。這兩者的關係猶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根本無法分為兩橛，它們的區別只在於主次之分、輕重之分，而不是那種你死我活的對手之分、敵我之分。因此卡勒說：「由於文學理論不僅是文學性質的理論，而且指大量的對於文學來說是重要東西的理論作品，所以正在發生的東西不是某種系統的變化，而是優先權的改變，特殊領域的改變，有時也是新的思考范圍的變化。」…

他覺得這樣做不失為明智之舉：「這種折衷辦法是非常實際的，或許也是明智的，這樣更多的人會對這本書產生興趣。」為此，卡勒肯定「過度解讀」的必要性，認為它往往能夠揭示作品中以往被忽視的含義，「跟那些溫和的解讀相比，過度解讀有時更為有趣、更有啟發性。」不過他也指出，對於「過度解讀」要避免與「過度進食」之類負面理解聯系起來，它通常是指「通過非常規的方法和視角，闡述文本中隱含的、或者讀者引申出來的意義。」[19]同時，文學教授也可能會做一些與文學毫不相干的研究，一方面，文學研究不可能與文化研究完全一刀兩斷，它能與電影、連環漫畫、哈利波特完全脫開干系嗎？它能對歷史話題、文化話題、婦女解放、社會動蕩漠不關心嗎？既然文學研究與這一切無法截然分開，那麼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就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使文學研究純粹以解決某一文學問題作為終極目標，也不能不涉及大量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的資料，它需要閱讀和研討種種歷史文獻、哲學理論和文化遺存，而這一切卻又都是非文學的。因此卡勒肯定所謂「粗讀」(distant…

基於此，卡勒對於文學性在文學理論與「理論」既相互分化又相互交織的格局中的未來走勢作出了充滿樂觀的估價和展望：「如果文學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說的那樣已高奏凱歌（對他來說，後現代是文學性成分高奏凱歌的別名），那麼也許是重新奠定文學中的文學性成分的基礎的時候了，也許是回到實際的文學作品，以便察看後現代狀況是否可以從文學操作中推知出來的時候了。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相當可能的」。[16]卡勒的樂觀主義態度有力地提振了文學理論自身的信心，釐清了「理論」向文學理論回歸的路徑。

四、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兼容並舉…

他們一方面強調語境、說話者、聯結、接收者、編碼與信息，另一方面指涉表情、交際、意向、元語言、詩性，從而得出「語言的詩性功能將選擇軸上的對等原則投放進了結合軸。」這一著名的公式。不過在具體做法上，雅各布森等人主要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而將文學作為語言學的一部分或一種類別，譬如他們有時以政治口號為例來說明某種語言學的道理，以至改變和降低了文學的成分。但是就像「特洛亞木馬計」一樣，他們恰恰是以放棄文學的優先地位為代價，將文學性置入了各種文化現象，從而保留了文學成分的某種中心地位，譬如從某些歷史敘述、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廣告口號中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文學性，就是顯例。馬克·愛德蒙森一語道破其中潛藏的「反向殖民」策略：「如同在政治世界里頻繁發生的情況一樣，某種反向的殖民正在出現。當前，把一種文學批評研究稱為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就是對它的最高褒揚，這種褒揚通常意味著該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學語言不斷轉化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穩定的知識領域內的術語。」[11]…

按英語國家大學中的英語系就相當於中國大學中的中文系，由它來開設上述種種哲學課程，不免因其越俎代庖而受到質疑，甚至認為這些課程的功能有被政治化之嫌。羅蒂則不然，他對此予以高度贊賞：「英語系在20世紀美國社會變革史上將佔據一個重要而又光榮的位置。因為在最近的一些斗爭中它們已經站在了大學其他[學科專業]的前列，而且是站在道義的一方，幾乎每一次都是這樣。」他還針對有人擔心文學理論正在被政治化的誤解，以哲學家的身份向英語系的從業者致意：「我想要說你們真不知道人家覺得你們還值得被政治化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7]上述情況說明了一種普遍現象，文學理論往往在學術界領風氣之先，成為新理念、新學術、新話語的淵藪，其他學科往往是從文學理論中獲得種種「理論」新潮的前沿信息，而「理論」也由於文學理論的發明而得到廣為傳揚。…

為了彌補我為現代語言協會寫了那篇有關文學理論的文章之後對文學理論的忽略，我寫了一本小書，名為《文學理論：簡要的導論》。這本書拋開了納潑和米查爾斯，不僅提出了「文學是什麼？」的問題，還討論了敘述、詩與詩學，以及身份確認、表行語言的問題。由此，我著手將文學成分保留在理論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兒。[2]

這段話已經將整個過程說得非常清楚了，無需再作過多解釋，只須明確一點：卡勒在經歷了1992年「離開了文學理論」以後，在1997年出版的《文學理論》中，就已「著手將文學成分保留在理論之中」，試圖向文學理論回歸了。這一轉折的意義不可謂不重大，而這一點，在卡勒後來發表的論文、演講和訪談中也多有明確的表述。

二、「理論」與文學理論難解難分…

內容提要：喬納森·卡勒在1990年代經歷了從文學理論走向「理論」、又從「理論」回歸文學理論的循環。卡勒《文學理論》一書的出版引起了學界的格外關注，如果說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從卡勒的闡釋中更多看到的是「理論」對於文學理論的疏離的話，那麼可能忽略了另一面：卡勒恰恰也在力圖把握一種可能性，即「理論」對於文學理論的回歸。卡勒在《文學理論》以及一系列論著中顯示了對於文學理論與「理論」之間相互激勵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對於「理論」中的文學性的開掘，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平衡機制的探討，對於「理論」與文學理論相互聯姻的可行性的求索。而這一切都不乏「後理論」的意味。卡勒以其對於「理論」的反思和對於文學理論的還鄉，成為「後理論」轉向的風標。…

漢語中，植物、動物、人物、神物，似乎都是「物」，都是有著生靈的器物。《周易》曰「觀象制器」，「制器尚象」，均將「象」與「器」相連。原始的刻畫符號，原始圖案、圖紋，似乎均是「物象之本」的極其抽象的「文」。制器，乃幾何學思維與技術思維的結合，但其衝動卻來自神性的直觀。遠古器物中，事神的，或神之用器——神器，乃大宗。即使後世，「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仍然以事神為第一要義。



漢字圖象，本身既是「神事」的重要部分，是天書的神示、神識，是神使……是神指向人的傳媒，又是永久的銘刻書寫。最重要的，漢字圖象與「器」，有著深刻聯系，誠如劉熙《釋名序》所謂「自古造化，制器立象」，制器與立象並稱，恰體悟到其中的相通。以一「物」字概括動植物和人、神，或許，正是某種幾何學精神的展示。…

「在天成象」的神靈，賦予人類仰觀天文的眼睛。這種目光，是可以劃破天幕，在天空進行幾何學連綴、思考的神性的精神。本來「至微無形」，卻因為成「象」而得彰顯。這是漢字圖象由圖——星圖——而成為「象」(星象)的心靈歷程。這一歷程，乃是人類在神話時代的某種「科學」研究的領悟。「仰則觀象於天」的「觀象」，投射了多少精神意象的思索和觀念的凝結，正是從神話中，方可得到審視。…

最初的文字所寫，是詩性的語言，先由神的和英雄的兩種字母構成，後來用土俗語言表達，最後用土俗字母書寫。維柯的思想中，仍是「聲音邏各斯」占據主位。但是，他關於單音詞的理論，關於語言從象聲、驚嘆、代名詞、小品詞，到逐漸形成名詞、動詞的理論，均蘊涵著深刻的見解，似可在某種意義上解決漢字單音節的問題。



尤其是，維柯所謂「心頭詞典」(Mental…

象形文字，或曰圖象文字，看似為語言的輔助，語言的另一種表述，卻具有了另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在神性世界，被推為超驗的存在。法國漢學家汪德邁認為：「中國文化的心是『文』。」(29)[法]汪德邁：《跨文化中國學》(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0年，第154頁。我認為，此「文」即許慎《說文解字序》所指出的「文者，物象之本」，是物象中最本質的東西，是孳乳寖多（愛墾编註：繁殖漸多）的「字」之生長基因。總之，是天文、地文、人文，更是其總源頭——「神文」。



這些後世以為乃仰觀俯察遠近攝取而垂為「憲象」的「文」，其原初卻是神示的「神文」。「一個完整的神話記錄在我們的語言之中。」…

二、形象、憲象、法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已經是哲學化的思想。「道」置「名」前，就哲思而言，或許合適；但就人類原初智慧而言，則對於神靈的意識，或神靈的呼喚，必在「道」前。甚至，這種呼喚所依憑的「名」「字」，乃是最為根本的。「道」之為「名」，即如是也！…

從傳統觀念看，「禹是一條蟲」這個似乎荒誕的論點，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令科學的歷史理性更加清醒。顧頡剛是一個歷史學家，在重審古史時，強調剝離「層累的古史」中的神話，是有其卓見的。另一方面，「古史辨」中，卻也顯示出他具有的神話意識，乃至神話研究的鮮明意識，將神話(故事)與古史切分，反而讓他重視神話傳說。但是，古史與神話在「民神雜糅」時代，其實有著無法剝離的血肉聯系，正如即使現代社會，也無法剝離神話，科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會被神話。…

童年時代，總是有著記憶混沌模糊卻異常溫馨、異常蠻野、異常光怪陸離，卻又生機勃勃的朝霞綻放的光景，更是精神活力「最完美的地方」。人類童年時代，乃神話階段，或曰神性時代，正是永不復返卻又無法忘卻的具有「永久的魅力」的時光。其印跡，不僅蘊藏在考古文物和文獻中，對於中國文化而言，更體現在漢字這一最珍貴的活化石中。歷史、文化在積累的同時，也常常在失去。其中，有意識形態、王朝更叠的原因。而前文字時代，神性時代，則是因為缺少紀事的媒介，而在之後的文字中刻鏤下一些痕跡。

找回失去的世界！——柏拉圖的理念論(相論)，說「知識即回憶」，假定「相」是先天存在，可以通過「學習」來「回憶」，將「相」尋找回來。「相」或譯「理念」、「理型」、「理式」，無疑具有視覺隱喻，與漢字作為「文」字有某種相契。對於那個神性世界，畢竟，「普羅米修斯」需要「寫」到「哲學曆書」上，書寫的文字，尤其是漢字對神性世界、對神話的特殊書寫，包孕著無窮奧秘。…

在前漢字時代產生的神性意識和神性敘事(「話」)，存在於漢字的創造中，讓我們可以尋回失去的世界。漢字神話學，其落腳點在於漢字，在於漢字如何被歷史學(訓詁)、哲學(經學、小學)所馴服，失去了靈性神性。可是，從古人留下的蛛絲馬跡中、從考古發掘的文物中，我們似乎可以找回那個漫天神靈的世界，因為，正是在漢字中，一切端倪和軌跡均班班可考。那時的人類與神類、萬類的一切，均成為遠古化石，凝固在漢字之中。如何從中喚醒那些活靈活現的幻象和心象？漢字的初文，是否可以尋覓？

由此更可以思考：漢字創生，是否依靠神性思維的邏輯？「六書」之前，漢字圖象的構造，依循什麽原則？華夏文明中的文字譜系，與華夏神話中的神譜有何關係？如此等等，均應在漢字神話學的思考中逐步顯明。

一、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神靈…

「文心雕龍」，此名何意？不妨像讀「武松打虎」一樣來讀，那就是「(文)心」(主語)雕龍(謂語)。(1) 按：關於《文心雕龍》書名，有種種說法。此處，強調的是「龍」，認為此名之落腳點是神話中既有形而又無形的「形而上」的神龍。英譯中，往往作並列結構「文心和雕龍」，譯作：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楊憲益、戴乃叠譯作：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俄譯者理解的《文心雕龍》，為「在文字的心中雕刻龍」「在詞語心中雕刻的龍」「文學思想的雕刻的龍」「文雅詞語的心與雕刻的龍」。(見[俄]瑪麗娜·克拉夫佐娃、李逸津：《俄羅斯〈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中〈文心雕龍〉詞條譯釋》，《語文學刊》2019年第3期。)…

山竹號稱“水果皇后”。我和孩子都非常喜歡吃。它是熱帶水果，以前在北京很少見到。

孩子考上大學的那年暑假，我帶他到昆明玩。去大觀樓的路上，見前面一個挑擔的小販，扁擔顫顫悠悠，兩個籮筐隨之上下顛簸，波浪一樣起伏。孩子一眼看見籮筐里裝的是山竹，衝我喊了一句：“爸，看，山竹！”我們緊走幾步，追上小販，叫住他，一問價錢，比北京便宜多了，便一下子買了好多，裝滿一塑料袋。

我們一邊走，一邊剝開山竹往嘴里塞，然後把外殼丟進塑料袋里，再從袋里找出山竹，接着吃。山竹和外殼混在一起，外殼越來越多，山竹越來越少，直至吃光。這時，大觀樓到了。…

到山西街看荀慧生故居。山西街僅剩下西側半扇，以低矮、單薄的身子，對峙着四周的高樓。

上一次來這里的時候，胡同雖然破敗，但整體的肌理還在，多少只夠看出從明朝延續下來的老胡同的樣子。故居黑漆的大門緊閉，院子里傳出狗吠。胡同里有老街坊走過來，告訴我荀先生一直在這里住，直到過世，説荀先生人不錯，見到街里街坊的，都會點頭打招呼。荀先生落難時，在這條胡同里打掃衛生，人們見到他，也會主動和他打招呼。

這一次，沒有看見老街坊，只看到停車場一位看車的。故居黑漆的大門變成了紅色。看我坐在門前的高台上畫畫，他走過來看，和我聊了起來。是從河北定州來這里謀生的四十多歲的男子，每天在這里看車，對院子里的情況挺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