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此，卡勒對於文學性在文學理論與「理論」既相互分化又相互交織的格局中的未來走勢作出了充滿樂觀的估價和展望：「如果文學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說的那樣已高奏凱歌（對他來說，後現代是文學性成分高奏凱歌的別名），那麼也許是重新奠定文學中的文學性成分的基礎的時候了，也許是回到實際的文學作品，以便察看後現代狀況是否可以從文學操作中推知出來的時候了。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相當可能的」。[16]卡勒的樂觀主義態度有力地提振了文學理論自身的信心，釐清了「理論」向文學理論回歸的路徑。

四、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兼容並舉

已如上述，文化研究從文學研究延伸出來，它最初是用文學研究的方法來研究文化現象。然而後來事情的發展超出了人們預料，並不是完全能夠掌控的了，結果就不只是研究對象轉變的問題，更是一個解讀模式轉換的問題了，從而導致了文化研究的解讀模式佔據王座，而文學研究的解讀模式遭到冷落的局面。特別是在從事文化研究的人員結構發生變化，而很多成員並非來自文學研究領域的情況下，勢必造成二者的解讀模式主客易位甚至主客顛倒的格局。

在卡勒看來，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兩種解讀模式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訴諸「鑑賞性解釋」(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而後者訴諸「表征性解釋」(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鑑賞性解釋」采用「細讀」(close reading)方式，通過對於文學作品的語言、結構、敘事、修辭、文體、音韻、形式等具體元素的仔細分析，以把握作品的意義，這就要求對於作品的錯綜複雜、精細微妙之處具有高度的敏感、透辟的洞察和豐富的感受。而「表征性解釋」則采用「社會政治分析」的方式，依據所謂「社會同一性」的理念，通過社會政治分析去把握作品與社會政治結構的同一關係，它將研究興趣從作品之內轉向了作品之外，聚焦於作品背後的社會政治結構，將不同作品視為顯示同一個社會政治結構的表征，從而形成了新的標准和方法。卡勒這樣說：「文化研究很容易變成一種非量化的社會學，它把作品作為反映作品之外什麼東西的實例或者表象來對待，而不認為作品是其本身內在要點的表象」，「文化研究熱衷於直接關係的思想。在這種關係中，文化產品就是一種基本社會政治結構的表象」。[17]但從「鑑賞性解釋」轉向「表征性解釋」造成了一個明顯的偏差，即對於文學解讀實踐的忽視，導致對於文本細讀的個體性、多元性及其必要的敏感、洞察、體驗和感受的擱置。

這樣，在「鑑賞性解釋」與「表征性解釋」這兩種解讀模式之間必須作出選擇，而卡勒則選取了一條中庸之道，既不擯棄傳統的文學解讀方式，又不排斥激進的社會政治分析之道，而是更多尋求二者之間的相通、互補之處，認為二者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恰恰是相得益彰、相須為用的。在他看來，雖然習慣上「鑑賞性解釋」與文學研究攸關，而「表征性解釋」與文化研究相連，但實際上這兩種解讀模式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雙方都適用，不妨魚掌兼得、左右逢源。他這樣說：「仔細解讀非文學作品並不意味著要對它做出美學的評價，而對文學作品提出文化方面的問題也不說明這部作品就只是一份某個階段的記錄文件。」[18]也就是說，對於非文學作品也可以進行「細讀」，對於文學作品也可以在文化層面上進行考量。

至於如何平衡和協調這兩種解讀模式，卡勒以他關於福樓拜評論的一書為例加以說明。他說該書原先是探討小說寫作規律的，並沒有打算對具體小說進行解讀，後來聽從出版商的建議，在詩學與詮釋學之間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增加了表征性解讀的章節，促進了讀者對於福樓拜小說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