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覺得這樣做不失為明智之舉：「這種折衷辦法是非常實際的，或許也是明智的，這樣更多的人會對這本書產生興趣。」為此，卡勒肯定「過度解讀」的必要性，認為它往往能夠揭示作品中以往被忽視的含義，「跟那些溫和的解讀相比，過度解讀有時更為有趣、更有啟發性。」不過他也指出，對於「過度解讀」要避免與「過度進食」之類負面理解聯系起來，它通常是指「通過非常規的方法和視角，闡述文本中隱含的、或者讀者引申出來的意義。」[19]同時，文學教授也可能會做一些與文學毫不相干的研究，一方面，文學研究不可能與文化研究完全一刀兩斷，它能與電影、連環漫畫、哈利波特完全脫開干系嗎？它能對歷史話題、文化話題、婦女解放、社會動蕩漠不關心嗎？既然文學研究與這一切無法截然分開，那麼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就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使文學研究純粹以解決某一文學問題作為終極目標，也不能不涉及大量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的資料，它需要閱讀和研討種種歷史文獻、哲學理論和文化遺存，而這一切卻又都是非文學的。因此卡勒肯定所謂「粗讀」(distant reading)的方式，[20]這種解讀往往采取新的視角，退到背景的位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它不像傳統的「細讀」，不是對某個特定文本進行深入研究，而是關注文學活動在社會層面上的宏觀形勢，譬如分析某一年份的整個文學產出的情況，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出版的小說類別，某一作品在全球范圍內翻譯、閱讀、模仿的情形，等等。而這種研究方法通常被稱為「文學社會學」而劃歸文學研究。

總之，卡勒主張突破傳統的解讀模式，從「鑑賞性解釋」轉向「表征性解釋」，進而從「解讀」轉向「過度解讀」，從「細讀」轉向「粗讀」，但他始終為這種轉換設了一個限度，那就是將問題限制在文學研究的范圍內，提倡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兼容並舉，進而在這兩極之間的張力之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五、在「理論」與文學理論的聯姻中取得進展

最近卡勒在中國所作的題為《當今文學理論》的演講[21]中，指出了當今文學理論有六個方面的新進展，即敘事學的復興，德里達研究的復興，倫理學以及動物倫理研究轉向，生態批評的興起，「後人類」理論的提出，回歸美學。按說這一說法在概念上是存在錯位的，這六個方面除了「敘事學的復興」和「回歸美學」在字面上與文學理論相關之外，其余按通常界定均不屬文學理論問題，而只能算作「理論」。即便是上述兩個方面，它們取得的新進展與文學理論的聯系也十分有限，「敘事學的復興」主要體現在「當今的敘事學試圖與認知科學相連，研究大腦處理信息的原因」，而與以往結構主義敘事學將語言學當作模本，試圖生產類似於敘事語法的東西有所不同；而「回歸美學」則體現在對於新數字媒介、超文本以及計算機游戲的世界展示出新的美學問題的考量：「從印刷文化向電子文化的轉移將會對文學觀念與今後的文學理論產生影響嗎？」其中所涉及對於認知科學、人腦信息處理以及新數字媒介、超文本、計算機游戲的研究，大體仍屬「理論」的范疇。那麼，卡勒何以將這些方面統統歸入文學理論的新進展呢？

卡勒有其獨到的見解，而這還得從「理論」說起。在他看來，以往的文學研究存在著明顯缺陷，它起碼有兩點不足：其一，以往許多文學研究只是一種陳舊的、衰老版的歷史，它僅限於在歷史的語境中了解作者及其對文學史的貢獻，而不考慮作為文化實踐的文學如何起作用，不考慮如何表達在文化層面上最有趣、最有挑戰性的東西。其二，以往文學研究基於「細讀」的觀念，認為直接接觸文本的語言就足夠了，並不需要吸收借鑑其他方法的構架。而「理論」的出現為文學研究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有力的資源，它促使文學研究從原先的局限中抽身出來，借助「理論」中那些有關歷史、哲學、語言、精神分析和人類學的概念以解決文學本身的問題，從而揭曉了一個事實：文學研究不僅與語言相關，而且也牽涉許多其他問題。總之，「理論」帶來文學研究更多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這一重要轉折開始於1970年代晚期，新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女性主義、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酷兒理論等理論模式改變了文學研究的總體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