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弊端引發了「後理論」向重視文學閱讀、崇尚審美經驗的「前理論」回歸的沖動，於是在新世紀之初問世的一批以「後理論」或「理論之後」為標目的著作對於今後的文學理論提出了種種構想，有人認為「理論」缺少了文學和美學只是成為半壁江山，而這缺少的一半恰恰是更真實更有活力也更具本質意義的；有人主張回歸文本細讀的傳統；有人認為應當對傳記的、歷史的、目錄學、版本學的文學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視；有人則主張回歸對於文學文本的形式主義讀解。[26]

在這股「後理論」轉向的大潮中，卡勒無疑是中堅。他對於文學理論與「理論」之間相互激勵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對於「理論」中的文學性的開掘，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平衡機制的探討，對於「理論」與文學理論相互聯姻的可行性的求索，都不乏「後理論」的意味，成為「後理論」轉向的風標。盡管他本人並未標榜「後理論」的名分，但其所思所論在許多方面顯示了「後理論」的鮮明特征。

首先是自反性。卡勒越到後來，越多對於「理論」的成敗得失的反躬自省。卡勒的新版《文學理論》增加了第九章「倫理學與美學」，在該章的結尾對此作了如下說明：「理論並不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解決途徑，而是引發進一步的深入思考。它需要投身閱讀活動，挑戰預設觀念，質疑你閱讀中的假設。」[27]不過他相信立身於自反性之上的「理論」永遠不會死亡，因為它被一種永無止境的渴望所驅使，「這種渴望期待人們超出現有的思考水平，同時也被一種可求的渴望所驅使，這是一種自我充實、自我反省的渴望。所以理論領域總是在不斷地更新、發展。」[28]這番表述不妨解作卡勒對自己此前學術歷程的重大轉折所作的一個注腳。

其次是包容性。卡勒《文學理論》「前言」開宗明義指出，介紹理論比較好的辦法是討論共同存在的問題和共有的主張，而不是把一個學派置於另一個學派的對立面，在他看來，如果把當今各種理論「作為相互對立的研究方法或闡釋方法，就會使理論失去許多其本身的趣味和力量，這種趣味和力量是來自它對常識的大范圍的挑戰，來自它對意義的產生和主體的創造的探討。」這種富於包容性、開放性的思想方法在他梳理和釐定當今文學理論的新進展時得到具體的運用。如前所述，這些新進展涉及倫理學及動物倫理研究、生態批評、「後人類」理論以及認知科學、大腦信息處理技術、新數字媒介、電子文本等等，將這些與文學理論相去甚遠的學科領域和學術派別被接納到文學理論之中看似匪夷所思，但它恰恰體現了「後理論」的方法論和學理邏輯，特別是卡勒多次表示神往的那種「有趣的、有啟發性」的研究，展示了誘人的前景。對於這些新進展為文學理論提供的生長性、未來性空間，卡勒抱有足夠的信心：「我已經提到了六種相當混雜的發展趨勢，沒有特別的層次或清晰完全的指向。盡管如此，我仍想說，在理論的范圍，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是處在一個相互依靠的世界，……無論發生什麼，我確信，將會有一個持續活躍的、迷人的理論的事業——文學理論的活動。」[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