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方面強調語境、說話者、聯結、接收者、編碼與信息，另一方面指涉表情、交際、意向、元語言、詩性，從而得出「語言的詩性功能將選擇軸上的對等原則投放進了結合軸。」這一著名的公式。不過在具體做法上，雅各布森等人主要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而將文學作為語言學的一部分或一種類別，譬如他們有時以政治口號為例來說明某種語言學的道理，以至改變和降低了文學的成分。但是就像「特洛亞木馬計」一樣，他們恰恰是以放棄文學的優先地位為代價，將文學性置入了各種文化現象，從而保留了文學成分的某種中心地位，譬如從某些歷史敘述、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廣告口號中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文學性，就是顯例。馬克·愛德蒙森一語道破其中潛藏的「反向殖民」策略：「如同在政治世界里頻繁發生的情況一樣，某種反向的殖民正在出現。當前，把一種文學批評研究稱為真正的跨學科研究就是對它的最高褒揚，這種褒揚通常意味著該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學語言不斷轉化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穩定的知識領域內的術語。」[11]

進而言之，在結構主義那里，文學性對於「理論」的置入已超出了語言的范疇，而擴展到構架、模式、范型的層面。卡勒指出，與文學作品的結構之複雜微妙相比，「理論」的研究明顯簡單粗放，為此文學作品往往成為一種「潛在的概括力量」，一種「范例性結構」，一種「代理的來源」，而為「理論」提供槓桿、啟發思考。譬如列維—斯特勞斯對於神話和圖騰崇拜的研究，J.巴特勒對於社會結構中政治關係模式與親屬關係模式之間關係的研究，都從文學作品的結構中獲得資源和啟發。而大量「理論」著作如《安提戈涅的要求》(J.巴特勒)、《反俄狄浦斯》(德勒茲等)、《美杜莎的笑聲》(埃·西蘇)、《閣樓上的瘋女人》(S.吉爾伯特等)等，單從書名看，便知其來自各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正如羅蒂所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人種學、歷史編纂學和新聞學不斷擴充人們對向人類敞開著的可能性的認識。但小說這種體裁給予了我們最大的幫助，它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我們自身道德詞匯的偶然性。」[12]基於這一點，卡勒提出了「理論的文學性成分」的概念，他說：「由此我接近了理論中的文學性成分。不過，人們也可以爭辯說在理論中文學性成分的狀況已經由理論的對象變成了理論本身的品質」。[13]

為此卡勒非常贊同D.辛普森關於「文學的統治」的觀點。在有人哀嘆在後現代語境下文學即將死亡、文學研究被邊緣化之際，辛普森卻獨具只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在後現代學術中恰恰出現了大量傳統的術語，主要是涉及文學與文學批評的老一套詞匯，它們跨越了學科邊界，確立了方言詞匯、自傳、趣聞軼事等在學術研究中的中心地位。「文學研究本身變得比以往更加跨學科（例如以文化研究的形式），從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精神分析等等那里借用了新的描述形式。」[14]在辛普森看來，這一切正宣告了在種種非文學之中實行了「文學的統治」!卡勒對於辛普森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事實上文學勝利了：文學統治了學術領域，盡管這種統治偽裝成了別的樣子。辛普森力圖說明很多學者和學科為了描述世界而甘願接受來自文學研究領域的術語。他指出歷史著述曾認為自己已擺脫了人文性和文學性，然而現在故事講述回到了歷史著述的中心，他概說了這一現象的方方面面，在歷史、哲學、女性主義和人類學中，對軼事和自傳的求助，對「詳細描述」和「鄉土知識」的推崇，以及對「談話」或修辭的使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