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英語國家大學中的英語系就相當於中國大學中的中文系，由它來開設上述種種哲學課程，不免因其越俎代庖而受到質疑，甚至認為這些課程的功能有被政治化之嫌。羅蒂則不然，他對此予以高度贊賞：「英語系在20世紀美國社會變革史上將佔據一個重要而又光榮的位置。因為在最近的一些斗爭中它們已經站在了大學其他[學科專業]的前列，而且是站在道義的一方，幾乎每一次都是這樣。」他還針對有人擔心文學理論正在被政治化的誤解，以哲學家的身份向英語系的從業者致意：「我想要說你們真不知道人家覺得你們還值得被政治化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7]上述情況說明了一種普遍現象，文學理論往往在學術界領風氣之先，成為新理念、新學術、新話語的淵藪，其他學科往往是從文學理論中獲得種種「理論」新潮的前沿信息，而「理論」也由於文學理論的發明而得到廣為傳揚。

那麼，文學理論何以能做到這一點呢？卡勒總結了三條理由：首先是文學理論富於人文色彩。在卡勒看來，文學以全部人文經驗為題材，重視種種人文經驗的整理、解釋和連接，它關心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人類心理複雜萬狀的表現形式以及物質條件對個人經驗產生的影響，而這一切都在文學理論的視野之中，受到文學理論的整合和提升，從而「諸色紛呈的理論工程之受益於文學，其結果亦有似於關於文學的思考，便非事出偶然。」其次是文學理論富於反思性質。文學是充滿智慧的，它崇尚理性、反思以及理論穿透，文學理論作為文學的理性提升，以標舉反思精神為要義，「文學理論之將堪稱范式的文學之反思理論化的努力，理所當然便是屬於反思及元交流的那一類問題。」再次是文學理論富於探索精神。卡勒認為，文學理論家特別容易接受其他知識領域中的新理論發展，他們專注於自己的專業研究，同時也對心理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哲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中的新潮理論抱有濃厚的興趣，而且對於這些新潮理論也不乏大膽懷疑的精神，「這使理論，或者說文學理論，成了一塊熱鬧非常的競技場。」綜上所述，卡勒給出了一個與通常理解迥然不同的結論：「由文學理論在行將確定的『理論』文類中來出演中心角色，並非不合適。」[8]從而確認了文學理論與「理論」剪不斷、理還亂的天然糾結。

三、「理論」中的文學性

卡勒不止一次指出，「理論」肇始於結構主義，甚至它最早就是指結構主義理論，而結構主義所顯示出的普遍意義，使之對於各個知識領域都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理論」仿佛出自先天般地具有一種學科間性，它激活了結構主義的語言學、人類學、新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心理分析和文學批評等。對於結構主義的跨學科特點，學界是早有定評的，J.M.布洛克曼指出：「結構主義既不是一個思想流派，又不是一個運動，既非一種哲學的又非一種文學的思潮」，然而結構主義的概念「不但可以用於闡明語言學的問題，而且還可用於闡明哲學、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問題，以及與科學理論有關的問題。並且也只有遵循這種思想方式，才可以使這些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9]這一點其實也不難理解，「結構」就像關係、秩序、邏輯一樣無所不在，存在於一切事物、一切知識之中。有論者指出：「當然，一個典型的個性可以看作有一個結構。但是這樣一來，生理學，任何有機體，一切社會和一切文化，晶體，機器——實際上，一切不是完全無定形的事物，都有一個結構。」[10]

不過卡勒力圖說明的是，盡管結構主義理論具有廣泛的跨學科性，涉及眾多學科，但文學問題乃是其中的核心。他充分肯定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結構主義以及法國結構主義，尤其是羅曼·雅各布森的貢獻，指出他們將文學性引進了結構主義，張揚了語言的詩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