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輿情監測室” 是國內起步最早、產業鏈最長、業務最全的輿情服務機構和信息增值服務機構” , 是行業的龍頭老大, 也是把輿情推向信息服務市場化的始作俑者。只是這種市場化的服務對象是各級政府部門、事業單位, 其主推的產品是《網絡輿情》內參, 訂閱的目標對象為各級黨政軍領導, 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公檢法單位領導, 以及各民主黨派、社團組織, 開發區管委會, 高等院校, 企事業單位領導、管理層等, 以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參閱對象, 經批準現擴大到縣處級領導幹部。

《網絡輿情》 (包含移動終端版信息費) 的收入逐年攀升。如果把這一情勢與2012年以來，紙媒自身廣告與發行收入劇烈下滑的境遇放在一起考慮, 其蘊含的意味就更深遠了。” 人民在線” 的市場化服務包括“服務於政府和企業的一體化輿情解決方案” ：將輿情”…

四、主流媒體的平臺悖論：” 群眾路線” 與輿情市場化　　

我們或許應該從上述視角來理解當下某些政府機構的悖論式角色。因為單一性平臺市場的倒逼, 政府機構一方面站在新媒體的立場上鼓勵新舊融合, 上市、改製和混合所有製等資本運作行為成為首選, 這也為BAT進入傳統媒體打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在此市場潮流中遭遇沖擊, 為此, 政府相關部門不惜投入更多資金去打造平臺, 鼓勵傳統主流媒體打造屬於自己的平臺。從市場屬性而言, 平臺是以資本聚合為依托的, 而當傳統媒體將資本匯聚到新平臺打造之時, 卻是以己之短去搏新媒體之長, 消耗的是傳統媒體長期以來積累的資本實力, 這反過來勢必造成對新聞生產投入的縮減。傳統媒體通過再造平臺進行突圍的困境不斷顯現。傳統媒體被平臺崇拜的市場邏輯所挾裹,…

其實, 新媒體平臺威脅的不僅僅是新聞, 更是倒逼所有的文化生產機製。影視娛樂節目的IP化和” 小鮮肉” 現象的實質就是影視生產平臺化的體現, 並逐漸形成為一個封閉和排他的系統。中國知名劇作家們對” 娛樂資本論” 批評道：” IP買手, IP產品、製作機構、播出平臺、數據平臺, 整個一趟線, 內封閉的。應該說我們電視劇的市場百分之七八十被他們控製了。” 正是因為明星成為影視節目的廣告代言人, 這才導致明星演員過高的報酬。演技被顏值取代不過是另一個交換價值取代使用價值的表現。2016年之所以被稱為IP撲街、” 爛片當道” 的一年, 是因為影視內容的普遍廣告化。導演們拍的已經不是電影, 而是面向粉絲的廣告, 劇作家們諷刺說：” 你們寫的都不是作品, 你們寫的連產品都不是了, 你們寫的是理財產品。” 這就是所謂IP經濟和” 粉絲經濟” 的市場邏輯。

2017年8月4日, 阿里影業推出” 授權寶” , 專門負責” 內容商業化” 部分,…

三、媒體” 社交化” 與新圈地運動：平臺壟斷與地租霸權

2015年, 在政府相關政策的強力驅動下, “ 兩微一端” 成為各級政府機構政務發展的新模式, 全國的政務微博賬號爆炸式發展至24萬個之多, 政務微信賬號逾10萬個。同時, 傳統媒體也爭先恐後搶占” 兩微一端” 新陣地。所有這些都被看成是媒體融合的成就。但是, 這些政策客觀上加劇了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平臺之間的不平衡, 把失衡的天平指針挪到了新媒體平臺這一邊, 驅使優質新聞資源導入新媒體平臺。正是在此之後, 從報紙到廣播電視, 傳統媒體迅速衰落, 滑入雪崩狀態。…

從傳統媒體的角度看, 30年的市場化改革導致媒體唯利是圖和惡性競爭, 各種報業和廣電集團進軍房地產、金融和一切有利可圖的行業。與此同時, 廣告和營銷部門的重要性壓倒了采編部門, 導致對新聞生產成本的一再壓縮, 記者的勞動價值不斷貶值。記者一步步淪為計件工。記者的” 民工化” 過程一旦開啟, 就如滾石下坡, 勢無可擋, 直至今天出現機器人代替記者寫稿———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啟用機器人寫稿, 而在於人們對科技” 進步” 歡呼雀躍的同時, 卻看不到其背後的問題。其實, 作為平臺的新媒體, 不就是” 廣告和營銷部門” 的集成平臺嗎？在此意義上, 作為新媒體的微信不過就是以外部的營銷平臺置換了傳媒內部的營銷平臺。當傳統媒體本末倒置, 把自己轉變為營銷平臺, 而不再依靠記者的勞動價值為生存之道時, 那麽, 其被更強大的平臺替換, 不就是順理成章的邏輯過程嗎？

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產角度看, 傳統媒體強調內容為王,…

今天, 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 占領信息傳播製高點, 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但是如果融合發展的路徑依然是市場化的延續, 產生以全方位接入/融入BAT的邏輯後果就是必然, 而這則意味著媒體所有權的最終易手, 即所有的主流媒體和市場化媒體都要靠接入私營的BAT來獲得生存權。由此, BAT的資本屬性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成為極為敏感的區域。換言之, BAT將擁有足以倒逼主流意識形態的資本。當然, 這一過程並未完成, 事實上也不可能完成, 政治天花板的設定就是證明。但是, 這一邏輯已經啟動, 它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需要在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真正面對。而政治和資本的博弈, 也勢必在此基礎上激烈展開。

微博的故事已經過去, 微信的故事正在發生。　　

二、新聞之殤,…

在此意義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另一方面的挑戰, 這一方面的挑戰是針對國有企業而言的。國企改革需要在克服腐敗、官僚化、權錢交易、利益集團化的過程中駛入世界市場經濟的大海, 重新締造國企在新時代的新使命。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 導致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和數千萬工人被買斷工齡下崗的” 經驗” , 成為國企改革的沈痛教訓。深化改革絕不能以國有資產流失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 國企發展與深化改革的曲折、艱難, 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 問題不是國企能否批評———國企當然應該接受監督和批評, 而是需要警惕以國企私有化為訴求的批判。這類批判往往對私企普遍存在的腐敗、家長製和等級製度視而不見。事實上, 企業組織的民主問題不僅僅是國企改革的問題, 同樣甚或更嚴重地存在於私企。…

由此,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 也是馬化騰所不斷呼籲的, 任何新媒體的發展都離不開國家對電信發展基礎建設的巨額投入和宏觀政策的支持。中國電信的基礎工作就是國家戰略, 依靠的是國企力量的” 市場驅動” , 政府機構實質上一直把控中國電信運營和發展的主導權, 電信業的運營與發展決定權是政府機構權力的重要部分, 電信業也因此承擔著重要的保障社會公共服務的責任。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期間”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的集體采訪,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介紹說, 過去五年, 中國電信累計投資近5000億, 主要進行通信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很多投資都是直接用在農村地區的。今天, 中國4G的人口覆蓋率已經達到了98%, 在農村地區, 行政村覆蓋率已經達到88%。這就是…

摘要：新媒體時代的平臺霸權與中國傳媒變革之間的關係引人注目, 但是迫於各種形勢的壓力而少有人道破真諦。BAT的發展存在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今天傳統媒體生態惡化, 新聞、廣告與新聞業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當平臺壟斷導致媒體” 社交化” 發生, 主流媒體的” 群眾路線” 與輿情市場化之間的悖論關係需重新界定。在這場逐鹿新媒體的博弈中, 宏觀政策的博弈能否實現共贏？今天更應該探討的是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互利共贏的融合路徑和政策。新媒體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體現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為最廣大人民所用。這既是中國媒體公共性的最大體現, 也是最大挑戰。



编註：BAT——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騰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