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基於華人移民的歷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以文化通道來解釋華南與東南亞地區的歷史往來與互動。他認為，親緣、鄉緣等關係網絡構成了華人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的潛在通道。在通道兩端，移民文化又與地方本土相結合，改變了當地的文化生態，形成特殊的“生態圈”[33]。東南亞華人通過移民鏈接、文化交流與社區再造建構出一個“跨界中華”[34]的社會鏈接。而這種跨界的鏈接則以對“中華”——這個鄉土世界與故鄉的代名詞及其背後所蘊含的中華文化的廣泛認同為基礎。在全球化時代，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華人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實踐日趨頻繁和多元化。 …

盡管遠離印尼的政治中心，北馬魯古華人社會仍然受到制度性排華浪潮的影響而發生巨大的變遷。1967年馬魯古華僑聯合會解散，同年唯一的一所華文學校被迫關閉，華人子女90%以上選擇入讀特爾納特唯一的天主教會私立學校。這使原本就因為人口較少而難以傳承的中華文化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壞。特爾納特的華人提起這段往事往往聲淚俱下，孔教協會的副會長紅女士（Ci Hong）說：“他們不讓我們華人進步，所以不可以去政府工作，也不可以學醫和做律師，就連做生意也不可以去縣級以下的地方。”[25]67歲的薩布利先生當時為了學醫，皈依了伊斯蘭教，目前經營著特爾納特最出名的私人診所。盡管薩布利先生小時候曾在華校讀書，能說簡單的中文，但從不對外承認自己的華人身份，只有相熟的華人知道他的這段往事[26]。在制度性排華浪潮的影響下，北馬魯古的一些強勢民族也采取了針對華人的行動，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蒂多雷族在蘇丹王室的煽動下驅趕島內的所有華人。 …

20世紀初，隨著北馬魯古新客華人的大批湧入，再加上荷蘭殖民政府實施的種族區隔政策，當地華人形成了族群內部通婚的傳統。北馬魯古華人將與當地原居民結婚稱之為“Asimilasi”，意思是與其他族群的融合。目前在印尼其他地區，華人、華裔與其他族群通婚是常見現象，但在北馬魯古省華人與其他族群間仍保持著嚴格的通婚界線。20世紀中期以來，當地“Asimilasi”的情況越來越少。根據筆者在特爾納特島的統計，當地華人娶本地原居民為妻的有4例，嫁與當地穆斯林的有1例，先改信伊斯蘭教後與本地人通婚的有3例。這些與原居民結婚的華人往往還要承受來自家庭的壓力。許明璇女士就時常向筆者抱怨她的小兒子離婚後與托貝洛的一位原居民麗薩同居：“他每次回特爾納特，我都罵他，馬魯古已經沒有華人了嗎？你要和一個印尼人結婚？”[22]受到社群文化傳統、族群差異以及階層分化等因素的影響，絕大多數的北馬魯古華人仍在華人社群內部選擇配偶。當地華人保持族內通婚，不僅有效地促進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間的融合，還使得族群內部結成了更為緊密的社會網絡。…

與此同時，為了獲取更多來自神秘東方的珍貴香料，西歐無數的商人、探險家、傳教士踏上了前往東南亞海域的尋香之路。1593年，為爭奪馬魯古群島的控制權，西班牙人從已控制的菲律賓群島征調華人參加與葡萄牙人的戰爭。《明史》載：“酋郎雷蔽里希勞侵美洛居（明代稱馬魯古群島為美洛居），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有潘和五者為其哨官。蠻人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15]此次入侵馬魯古群島的行動雖以華人反叛，“架舟以歸”告終，但顯示出菲律賓華僑南遷至馬魯古群島的可能性。另張夑在《東西洋考》卷五中，也將馬魯古群島稱為“美洛居”，並第一次提到當地華人。在提到16世紀末葡萄牙與荷蘭人爭奪馬魯古群島時，《東西洋考》載有“兵征美洛居，驅澗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人”；又載有“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辯，遊說兩國，閑分萬老高山山半為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並雄茲土”[16]。從這段文獻中雖難辨華人的數量，但仍能顯示出明朝時華人在馬魯古社會是區別於其他族群的。…

當地華人除了將家族史和傳說故事等文本知識塑造為家族記憶外，還借由華人社會的公共空間——天後宮，通過生活中的日常實踐將個人、家族的記憶轉化為群體的公共記憶。天後宮不僅是具有特定歷史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記憶場所”（Lieux de Memoire）。 …

一 香料貿易與土生華人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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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記憶不單是回憶、文化遺產抑或主體對歷史的構建，而是與群體日常生活實踐同步的，是集體觀念和知識不斷被創造、疊加和更新的社會過程。海外華人的公共記憶不只是“鄉愁”，更展示了華人群體從故鄉到他鄉、住在國在地化以及當代跨國實踐這一完整的族群發展脈絡。本文即以印尼馬魯古群島北部華人為例來探討作為社會過程的公共記憶在當地華人社群發展過程中的促進作用。作為社會過程的公共記憶不僅能增強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同時也通過習慣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方式保證了文化的代際延續，特別是對那些在異質文化和複雜政治環境中生存的華人來說，公共記憶是使華人保持族群獨立性的精神支柱。 

［作者簡介］童瑩，博士，福建社會科學院華僑華人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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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特爾納特人仍然相信，中國人是第一個到達當地進行丁香貿易的海外族群，他們的祖先正是從中國人那里了解到丁香的價值。島嶼上的杜發村（Dufa-dufa）、多格末村（Tokome）、達勞村（Tarau）、加布拉村（Jambula）和法拉加瓦村（Falajawa）被認為是最早由中國移民建立的村莊。其中姓氏為“華特辛”（Huatsing）、“博克因”（Bokyin）的居民聲稱他們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的穆斯林[10]。今天，特爾納特島還流傳著元代中國人在馬魯古群島活動的傳說。 …

馬來西亞的媽祖宮廟之間出現跨地區的結盟，則與雪隆海南會館天後宮的積極運作密切相關。馬來西亞的媽祖宮廟眾多，但彼此之間互不來往。雪隆會館天後宮決心模仿臺灣媽祖的“回娘家”模式，打破馬來西亞天後宮互不往來的狀況。按照蘇慶華的看法，雪隆海南會館天後宮的努力，一方面是確立了它與其他天後宮之間的主、從關係，另一方面則是使其“‘領頭羊’的地位更易於被接受和‘認同’；從而樹立起其領導群倫的獨特風范和品牌”。[8]…

有鑒於此，20世紀80年代後海外華人的民間信仰在發展中出現的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現象，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例如，2002年雪隆會館天後宮自中國大陸湄洲祖廟迎回媽祖分靈金身，並於2004年舉辦“慶祝天後聖母千秋寶誕暨靈身巡幸檳威海陸大典”，帶動了馬來西亞華人信徒之間的互動往來之後，馬來西亞華人之間因互動而逐漸形成了真正的文化認同。據蘇慶華統計，自2003年4月至2007年5月，就有吉旦島昭應廟天后宮等五個天後宮在舉辦慶典活動時，主動邀請雪隆海南會館天後官的湄洲媽祖金身前來參加。甚至連非海南人天後宮廟群的柔佛州峇株巴轄林氏宗祠也來邀請，說明跨地區互動確實增進了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認同。此外，跨地區交往和結盟帶來的外部援助也有助於海外華人為自己的文化正本清源，更好地克服文化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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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旅居菲律賓宿務的深滬人又從馬尼拉分靈香火，創建宿務寶泉庵正爐。1990年，旅港深滬人也從滬江寶泉庵分靈香火到香港，創建了香港寶泉庵正爐。由於香港寶泉庵正爐、馬尼拉寶泉庵正爐、宿務寶泉庵正爐、滬江寶泉庵、臺南學甲慈濟宮和白礁慈濟宮都是奉祀保生大帝，且有著明確的香火傳承關係，這就使得改革開放後，福建、臺灣、菲律賓馬尼拉、宿務、香港等地的華人在信仰紐帶上的跨地區交往成為可能。

（二）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現象的促發因素：海外華人通過民間信仰的跨地區交往和結盟來應對當地的文化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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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廟的自由度擴大，是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增加互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它不是唯一原因。筆者認為，至少還有三方面因素在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的發展中起到導向性的作用：一、民間信仰在海外傳播時形成的跨地區的香火網絡，為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當前海外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華人所面臨的文化認同危機，是迫使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走向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促發因素；三、一些影響較大的宮廟試圖通過跨地區的信仰網絡來構建自身權威的行為，則進一步加快了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步伐。

（一）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現象的發生基礎：民間信仰在海外傳播時已然形成的跨地區香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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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的努力下，海外華人的城隍信仰也出現了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現象。民國初年，新加坡鳳梨山的安溪移民開始在天公壇奉祀來自福建安溪的城隍香火。由於安溪城隍廟在福建、臺灣以及東南亞一帶擁有數量眾多的分爐，韭菜芭城隍廟利用安溪城隍廟的這一平臺而與這些分爐建立聯系，使自身的交往范圍擴大到福建、臺灣和東南亞等地。[3]進入21世紀後，韭菜芭城隍廟又將交往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到全世界所有的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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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在發展中出現了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現象。民間信仰在海外傳播時已然形成的跨地區的香火網絡，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當前海外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華人所面臨的文化認同危機，是迫使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走向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促發因素。一些影響較大的宮廟試圖通過跨地區的信仰網絡來構建自身權威的行為，則進一步加快了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步伐。 

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在發展中出現了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現象。對於這一現象，一些學者在相關研究中已經略有涉及，但缺乏全面性的綜合研究。…

在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過程中，中華商會更是長袖善舞，推動了華商在中國的投資與交往。這不僅對於華商本身，對於中國與東盟關係來說，也極具戰略意義。在南洋華商的經濟圈與中國的經濟圈中，都有重要交集存在。中國商會也積極參與到世界華商大會之中，與海外華商會一起為謀求經濟互利而努力。  

其八，拓寬研究視野，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在視野方面，堅持整體史和長時段的觀點，尤其要強調兩點：中華商會與華人社會的關聯；中華商會與區域及全球經濟網絡的關係。在此基礎上，討論中華商會的組織變遷史，探討中華商會的功能績效，拓展中華商會的研究時空。同時堅持歷史實證的基本研究方法，綜合運用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及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如實還原中華商會的真實面相。…

其四，以整體史關懷加強對南洋諸國中華商會橫向關係的探討。現有研究，多按國別而論，比較研究及相互關聯研究極少。事實上，南洋中華商會最初的建立有大致相同的背景，商會在整合本地華商的同時，也注重發展對外關係。在東盟建立之後，相互之間的聯系更為頻繁。在當代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中，中華商會跨越區域，屢次召開世界華商大會，促進經濟合作與社會交往。在關於東盟經濟的研究中，對中華商會的關注不足，在商會研究中雖有學者關注這一現象，但在史料及問題探索方面還有很大空間。 …

三、南洋中華商會研究的趨向與思考

從上述南洋商會研究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可以看出，此項研究仍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更多的學者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以取得更多更紮實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