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料貿易與土生華人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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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記憶不單是回憶、文化遺產抑或主體對歷史的構建，而是與群體日常生活實踐同步的，是集體觀念和知識不斷被創造、疊加和更新的社會過程。海外華人的公共記憶不只是“鄉愁”，更展示了華人群體從故鄉到他鄉、住在國在地化以及當代跨國實踐這一完整的族群發展脈絡。本文即以印尼馬魯古群島北部華人為例來探討作為社會過程的公共記憶在當地華人社群發展過程中的促進作用。作為社會過程的公共記憶不僅能增強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同時也通過習慣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方式保證了文化的代際延續，特別是對那些在異質文化和複雜政治環境中生存的華人來說，公共記憶是使華人保持族群獨立性的精神支柱。 

［作者簡介］童瑩，博士，福建社會科學院華僑華人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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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特爾納特人仍然相信，中國人是第一個到達當地進行丁香貿易的海外族群，他們的祖先正是從中國人那里了解到丁香的價值。島嶼上的杜發村（Dufa-dufa）、多格末村（Tokome）、達勞村（Tarau）、加布拉村（Jambula）和法拉加瓦村（Falajawa）被認為是最早由中國移民建立的村莊。其中姓氏為“華特辛”（Huatsing）、“博克因”（Bokyin）的居民聲稱他們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的穆斯林[10]。今天，特爾納特島還流傳著元代中國人在馬魯古群島活動的傳說。 …

馬來西亞的媽祖宮廟之間出現跨地區的結盟，則與雪隆海南會館天後宮的積極運作密切相關。馬來西亞的媽祖宮廟眾多，但彼此之間互不來往。雪隆會館天後宮決心模仿臺灣媽祖的“回娘家”模式，打破馬來西亞天後宮互不往來的狀況。按照蘇慶華的看法，雪隆海南會館天後宮的努力，一方面是確立了它與其他天後宮之間的主、從關係，另一方面則是使其“‘領頭羊’的地位更易於被接受和‘認同’；從而樹立起其領導群倫的獨特風范和品牌”。[8]…

有鑒於此，20世紀80年代後海外華人的民間信仰在發展中出現的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現象，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例如，2002年雪隆會館天後宮自中國大陸湄洲祖廟迎回媽祖分靈金身，並於2004年舉辦“慶祝天後聖母千秋寶誕暨靈身巡幸檳威海陸大典”，帶動了馬來西亞華人信徒之間的互動往來之後，馬來西亞華人之間因互動而逐漸形成了真正的文化認同。據蘇慶華統計，自2003年4月至2007年5月，就有吉旦島昭應廟天后宮等五個天後宮在舉辦慶典活動時，主動邀請雪隆海南會館天後官的湄洲媽祖金身前來參加。甚至連非海南人天後宮廟群的柔佛州峇株巴轄林氏宗祠也來邀請，說明跨地區互動確實增進了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認同。此外，跨地區交往和結盟帶來的外部援助也有助於海外華人為自己的文化正本清源，更好地克服文化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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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旅居菲律賓宿務的深滬人又從馬尼拉分靈香火，創建宿務寶泉庵正爐。1990年，旅港深滬人也從滬江寶泉庵分靈香火到香港，創建了香港寶泉庵正爐。由於香港寶泉庵正爐、馬尼拉寶泉庵正爐、宿務寶泉庵正爐、滬江寶泉庵、臺南學甲慈濟宮和白礁慈濟宮都是奉祀保生大帝，且有著明確的香火傳承關係，這就使得改革開放後，福建、臺灣、菲律賓馬尼拉、宿務、香港等地的華人在信仰紐帶上的跨地區交往成為可能。

（二）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現象的促發因素：海外華人通過民間信仰的跨地區交往和結盟來應對當地的文化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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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廟的自由度擴大，是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增加互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它不是唯一原因。筆者認為，至少還有三方面因素在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的發展中起到導向性的作用：一、民間信仰在海外傳播時形成的跨地區的香火網絡，為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當前海外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華人所面臨的文化認同危機，是迫使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走向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促發因素；三、一些影響較大的宮廟試圖通過跨地區的信仰網絡來構建自身權威的行為，則進一步加快了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步伐。

（一）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現象的發生基礎：民間信仰在海外傳播時已然形成的跨地區香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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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的努力下，海外華人的城隍信仰也出現了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現象。民國初年，新加坡鳳梨山的安溪移民開始在天公壇奉祀來自福建安溪的城隍香火。由於安溪城隍廟在福建、臺灣以及東南亞一帶擁有數量眾多的分爐，韭菜芭城隍廟利用安溪城隍廟的這一平臺而與這些分爐建立聯系，使自身的交往范圍擴大到福建、臺灣和東南亞等地。[3]進入21世紀後，韭菜芭城隍廟又將交往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到全世界所有的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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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在發展中出現了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現象。民間信仰在海外傳播時已然形成的跨地區的香火網絡，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當前海外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華人所面臨的文化認同危機，是迫使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走向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促發因素。一些影響較大的宮廟試圖通過跨地區的信仰網絡來構建自身權威的行為，則進一步加快了海外華人民間信仰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步伐。 

當前，海外華人民間信仰在發展中出現了跨地區交往和結盟的現象。對於這一現象，一些學者在相關研究中已經略有涉及，但缺乏全面性的綜合研究。…

在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過程中，中華商會更是長袖善舞，推動了華商在中國的投資與交往。這不僅對於華商本身，對於中國與東盟關係來說，也極具戰略意義。在南洋華商的經濟圈與中國的經濟圈中，都有重要交集存在。中國商會也積極參與到世界華商大會之中，與海外華商會一起為謀求經濟互利而努力。  

其八，拓寬研究視野，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在視野方面，堅持整體史和長時段的觀點，尤其要強調兩點：中華商會與華人社會的關聯；中華商會與區域及全球經濟網絡的關係。在此基礎上，討論中華商會的組織變遷史，探討中華商會的功能績效，拓展中華商會的研究時空。同時堅持歷史實證的基本研究方法，綜合運用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及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如實還原中華商會的真實面相。…

其四，以整體史關懷加強對南洋諸國中華商會橫向關係的探討。現有研究，多按國別而論，比較研究及相互關聯研究極少。事實上，南洋中華商會最初的建立有大致相同的背景，商會在整合本地華商的同時，也注重發展對外關係。在東盟建立之後，相互之間的聯系更為頻繁。在當代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中，中華商會跨越區域，屢次召開世界華商大會，促進經濟合作與社會交往。在關於東盟經濟的研究中，對中華商會的關注不足，在商會研究中雖有學者關注這一現象，但在史料及問題探索方面還有很大空間。 …

三、南洋中華商會研究的趨向與思考

從上述南洋商會研究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可以看出，此項研究仍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需要更多的學者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以取得更多更紮實的研究成果。 …

馬來西亞各地所設立的中華商會組織亦極普遍。石滄金認為在1890年後，華人商會組織的發展順應當時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的聯合趨勢，有利於打破行業和幫派局限。（45）黃露夏撰文分析了詩巫（Sibu）中華總商會的發展與前景。（46）關於馬華商會發展最為重要的著作是黃昆福主持編寫的馬華商會史，全面介紹商會之組織與功能，馬華商聯合會則成為統籌組織。不過因出版較早，近三十餘年的情況難以明了。（47） 

泰國中華總商會亦於晚清時候創建。袁丁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所收藏的清宮檔案，討論了泰國中華總商會的成立問題，認為中華商會是清政府振興實業新政的產物。（48）李慧芬在學位論文中肯定中華總商會在泰中建交過程中的積極作用。（49） …

華人社團的政治及社會參與問題受到重視。童家洲的研究認為在抗日戰爭之中，東南亞華僑社團積極參與。（18）丁麗興分析了印度尼西亞華人社團的政治參與。（19）葉言認為華人社團在傳承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林孝勝認為華商在新加坡會社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21） 

在當代，華人社團的作用不可忽視，也出現一些新變化。李明歡對此進行了宏觀總結。（22）蘇成耀對新加坡華人的新社團進行了研究。（23）石滄金討論了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的新動態。（24）柳時和以世界華商大會為例，討論華人社團的跨國界發展問題。（25）在社團問題的討論中，涉及到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問題。不少學者由此出發，對華人社團的觀念及社會組織進行討論，評析華人心理由落葉歸根向落地生根的轉變。華人主動積極參與當地社會，在地化明顯，其華裔的文化認同加強，華人、華僑的成分降低。…

與國內商會一樣，海外中華商會也是由該地華商推舉總協理等主要領導人，然後經農工商部奏請清廷批準，並劄發關防圖記，享受清政府保護，擁有社團“法人”地位。所不同的是，海外各中華商會成立後，還須由清朝外務部和清政府公使照會所在地的外國官府，以資備案。在清末，海外華商之所以積極組織商會，與國內的情況也大體相似。一方面，是清政府大力提倡和勸導；另一方面，海外華商同樣意識到，非聯絡群情同心協力，無法立足於外洋。從宗旨和活動內容看，當時的國內商會與海外中華商會也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在組織系統、領導體制及其一般成員等方面，國內商會與海外中華商會相比較則是有同有異。 …

目前，基於中國的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地位，海外華商的經濟回歸現象極為明顯。在內外合作的過程之中，海外中華商會的組織網絡可以提供高效直接的合作機制。現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已經取得突破，相互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但在合作之中，仍存在不可避免的競爭和矛盾。這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是極為正常的，關鍵是尋找到合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中華商會在政府和民間的溝通之間，具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因此，可以說基於當前中國在外交與經貿關係上與東南亞的緊密聯系，此項研究對於中國如何充分運用中華商會之組織力及文化吸引力，建立民間化的經濟交流及合作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

其三，加強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整體性研究，有助於“東南亞學”研究的深化與拓展。近年來，隨著中國快速發展與東南亞各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和外交關係，“東南亞學”愈益受到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因此，加強對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中華商會的研究，不僅可以清晰地厘清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脈絡，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交往和錯綜複雜的關係，對深入考察中國與它們之間的經濟互動與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