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隨著北馬魯古新客華人的大批湧入，再加上荷蘭殖民政府實施的種族區隔政策，當地華人形成了族群內部通婚的傳統。北馬魯古華人將與當地原居民結婚稱之為“Asimilasi”，意思是與其他族群的融合。目前在印尼其他地區，華人、華裔與其他族群通婚是常見現象，但在北馬魯古省華人與其他族群間仍保持著嚴格的通婚界線。20世紀中期以來，當地“Asimilasi”的情況越來越少。根據筆者在特爾納特島的統計，當地華人娶本地原居民為妻的有4例，嫁與當地穆斯林的有1例，先改信伊斯蘭教後與本地人通婚的有3例。這些與原居民結婚的華人往往還要承受來自家庭的壓力。許明璇女士就時常向筆者抱怨她的小兒子離婚後與托貝洛的一位原居民麗薩同居：“他每次回特爾納特，我都罵他，馬魯古已經沒有華人了嗎？你要和一個印尼人結婚？”[22]受到社群文化傳統、族群差異以及階層分化等因素的影響，絕大多數的北馬魯古華人仍在華人社群內部選擇配偶。當地華人保持族內通婚，不僅有效地促進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間的融合，還使得族群內部結成了更為緊密的社會網絡。 

二戰後，東南亞民族主義運動方興未艾，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的影響，促使當地華僑加入印尼籍，建立新的民族國家認同。然而，從“僑民”向印尼公民轉化的過程，還伴隨著印尼政府對華人的強制同化。在這一時期，印尼政府對華人推行全盤同化的政策，通過取消華人團體、華文媒體和關閉華校來消除海外華人的三大文化支柱。1966年12月，印尼政府頒布第127號總統決定書，鼓勵華人改用印尼文姓名，並簡化換名手續。1967年的第240號總統決定書重申了“改名換姓”條例，強制印尼華人將原名更改為印尼語的姓名，進一步弱化華人的族群印記。蘇哈托政府32年的高壓統治使印尼“有形的華人社會”基本消失，成為“高度印尼化”的華人社群[23]。記憶受到社會文化背景和政治經濟過程的形塑，尤其是權力關係和社會沖突所引起的創傷記憶對族群認同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近代以來共同面對的重大歷史事件成為北馬魯古華人族群難以磨滅的公共記憶，並嵌入到印尼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歷史框架之中。 

蘇哈托執政時期，為緩解爪哇、蘇門答臘等地的人口壓力，政府號召人口密集地區的居民向馬魯古群島、巴布亞等地區移民。這一時期，不少印尼華人也從爪哇中部的泗水（Surabaya）、三寶壟（Semarang）等地區遷到特爾納特。根據當地華人孔教協會會長林中南的統計，20世紀90年代末特爾納特華人已經超過2500人[24]。

[20]〈印尼〉廖建裕着，杨启光译《印尼华人研究的一种方法》，《东南亚研究》1993年第4期。

[21]2014年12月17日、2014年11月20日和2015年1月5日笔者在被访谈对象家中的访谈。

[22]2014年10月23日笔者在特尔纳特岛许明璇女士家中的访谈。

[23]观点来源于廖建裕先生2015年11月在中山大学华人华侨研究所举办的“一带一路与海外华人研究”工作坊的讲座“从有形的华社到无形的华社：苏哈托执政32年的华人政策”。

[24]2015年1月21日笔者在特尔纳特岛孔教协会办公室对林中南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