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基於華人移民的歷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以文化通道來解釋華南與東南亞地區的歷史往來與互動。他認為，親緣、鄉緣等關係網絡構成了華人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的潛在通道。在通道兩端，移民文化又與地方本土相結合，改變了當地的文化生態，形成特殊的“生態圈”[33]。東南亞華人通過移民鏈接、文化交流與社區再造建構出一個“跨界中華”[34]的社會鏈接。而這種跨界的鏈接則以對“中華”——這個鄉土世界與故鄉的代名詞及其背後所蘊含的中華文化的廣泛認同為基礎。在全球化時代，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華人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實踐日趨頻繁和多元化。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世界經濟評論》就曾指出，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環太平洋地區正在出現一個新的中國經濟圈[35]。華人商業網絡，尤其是華人企業的日趨全球化發展，對20世紀後半期東亞與東南亞經濟的增長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華人在“跨國文化圈”[36]的經濟活動通常借助族群內的各類組織，“跨界中華”中形成的多層次社會網絡也是其重要基礎。一些學者在對華人跨國商業網絡的研究中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劉宏教授強調社會關係對華人全球商業網絡的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性，重點分析華人跨國企業家的“社會資本化”（Social Capitalizing）實踐。在他看來，華人跨國企業家的商業哲學和網絡實踐從根本上來源於他們的社會觀和利用社會資本作為拓展跨國業務的策略[37]。社會資本的概念不僅可以用來研究那些知名的華人跨國企業家，對東南亞華人的商業經營也具有普遍的解釋力。正如著名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所說，華人關係網絡對他們的經濟活動是相當有力的促進力量，尤其在東南亞地區，與本地土著相比，華人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38]。北馬魯古華人特別擅於運用社會資本來推動家庭商業的發展。這不僅表現在商業活動中注意建立社會關係，還包括對族群內不同類型社會網絡的借用。 

當地華人的社會資本化實踐首先表現在他們對親屬網絡資源的共享與整合。親戚朋友間合作經營商店的案例並不少見，尤其在初涉新興行業時，華商會通過親屬與熟人網絡來整合有限的資本與人力資源，共同承擔市場帶來的風險。例如，在土產商森先生（Ko Sen）、唐先生（Ko Ton）以及與唐先生姐夫的二弟合夥經營的過程中，森先生料理財務核算，唐先生負責評判土產的不同質量等級並定價，而另一位合夥人則承擔著與外島商人洽談生意、拓展商業網絡的工作。

[33]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2008, pp.43-49.

[34]有关跨界中华的理论和实践，参照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係》，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5]〈日〉游仲勋：《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财阀——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实例研究》，《南洋资料译丛》1987年第1期。

[36]参见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7]（新加坡）刘宏：《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桉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8]参见Robert W. Jackman and Ross A. Miller,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No.1, 1998, pp.4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