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料貿易與土生華人的歷史記憶 

哈布瓦赫認為，公共記憶是“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對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4]。海外華人從故鄉到他鄉的漂泊體驗是大多數成員所共享的記憶，再加之華人“家”觀念的發酵，因而能夠在代際之間長期持續。通過當地華人所認可的表述方式來反復傳頌祖先、家族的歷史故事，不斷地去補充和整合群體的歷史記憶，這有利於喚起有共同歷史命運的公共記憶和華人群體的歸屬感。早在漢代，橫跨歐亞大陸的香料貿易就將中國與北馬魯古群島聯系在一起。而貿易所帶來的豐厚收益是吸引近代以前華人遷徙並定居於此的主要因素。古代參與環南中國海香料貿易的冒險與傳說，構築了當地土生華人[5]對祖先與家族遷徙史最深刻的記憶。 

盡管10世紀以前的中文文獻中已出現大量有關丁香進口與貿易的記載，但所記錄的地點多為集散地，而非真正的產地。不少學者根據中外史料中缺乏丁香原產地記載的事實，以及丁香貿易多集散中心的情況推論，10世紀以前的丁香貿易是一種“沿線式”（Down in Line）的交換系統[6]。也就是說，10世紀以前的馬魯古丁香是經由越南、泰國、爪哇等東南亞不同集散中心的轉口貿易供應到中國。宋代以後，中國香料消費市場的擴大以及造船、遠洋技術的進步激發了中國海商直接前往馬魯古群島進行香料貿易的渴望。根據帕塔克（Roderich Ptak）的研究，10-14世紀丁香主要經由兩條線路到達中國，其一為北線，從馬魯古經西伯斯海，向北穿過蘇祿海和菲律賓到達南中國海，北上至泉州、漳州等東南沿海地區；其二為西線，經群島南部的安汶往西橫渡爪哇海，到達今天的西印度尼西亞，再經由中南半島陸路或海岸沿線抵達廣州港等中國南部沿海地區。而宋代運載丁香的商船大多向西繞遠經爪哇航線到達中國。這一時期，很少有商船可以直接通過西伯斯海，運載丁香的商船在到達爪哇海之前必須在蒲端國等地轉手[7]。隨著“婆羅洲—蘇拉威西島南部—馬魯古群島”航線的開辟，中國海商開始直接參與到北馬魯古群島的丁香貿易中來。 

元代汪大淵根據親身經歷所著的《島夷志略》首次清楚地指出中國船隊遠航至馬魯古群島貿易，書中有“地產丁香，其樹滿山，然多不常生，三年中間或二年熟。有酋長，地每歲望唐舢板其地，往往以五梅雞雛出，必唐船一只來；二雛雛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響斯應”的記載[8]。汪大淵稱馬魯古群島為“文老古”，有學者根據其對當地氣候、地理、水文以及社會風貌的描述，考證元代中國商船抵達的是位於馬魯古群島北部的特爾納特島（Ternate）或蒂多雷島（Tidore）[9]。

[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0頁。

[5]土生華人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印尼出生的華人。廖建裕教授在研究印尼華人時提出，要注意分析“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間的群體差異和族群認同。參見〈印尼〉廖建裕著，楊啟光譯《印尼華人研究的一種方法》，《東南亞研究》1993年第4期。

[6]熊仲卿：《亞洲香料貿易與印尼馬魯古群島的社會文化變遷》，《中山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7]Roderich Ptak, “China and the Trade in Cloves, Circa 960-143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3, No.1，1993，p.10.

[8]（元）汪大淵著，蘇繼庼校譯《中外交通史籍業刊：島夷志略校譯》，中華書局，1981年，第204頁。

[9]蘇繼庼先生所做的校譯版被認為是現存《島夷志略》注解最好的版本，蘇先生在“文老古”篇中的注解中就提出了這一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