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不是簡單地用非此即彼的一兩句話能夠說得清楚。任何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對公眾負有責任的作家，在面對人民群眾發言的時候，在發表自己作品的時候，要有自己的文化修養。這種文化修養，同時也是政治修養，是一種世界觀。不僅在國境以外，也包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土地。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今天，應該在世界哪怕一兩個角落，一兩個國家或民族，有自己獨特的觀察和知識。同時在中國的土地上，又有兩到三處像自己的根據地、堡壘戶一樣的真正基地。這樣才能使自己在踏出國門，或者說放眼世界的時候，有一種大致的獨立思考。這樣才具備總結自己獨特觀點的可能性。同時當面對中國土地的時候，能從自己熟悉的、可信任的、有深刻關係的、有情感的人民群眾那里，獲得可靠的觀點和信息。 

這樣的知識分子，才具備寫作的基礎。這不光是對一個穆斯林知識分子的要求。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必須這樣。當然我們必須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具備這樣基礎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當然，這跟中國過去整個教育體系存在的問題，跟和這麽多年來各式各樣的社會顛簸和不平靜都有關係。但我想在今天，在近30年以來，當全體人民都在一味學習英語，只崇尚歐美文化的風潮下，我們提出這樣一種對自己修養的要求，就更重要了。我想再重復一遍：在世界上要對一兩個——兩個以上而不是"一"、因為單一的經驗可能導致偏狹——-民族或國家有獨特的觀察和了解。在國內，也要在兩個以上不同文化、不同地區建立與自己的血肉關係。你了解它，它信任你，你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深刻的共同體的關係。你是能夠代表這個共同體發言的知識分子。在這樣豐富的文化構成基礎上，一個作家才可能建立像樣的觀點，才可能建立起自己對世界的觀察。否則，嚴厲地說，他是不具備寫作資格的，他的作品至少是不全面的，他甚至可能在散布一種有害的觀點。

必須說，今天，不光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世界上的知識分子，夠條件的人都不見得多。歐美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現在擁有在世界發言的絕對強權，他們的發言覆蓋世界，從政治觀點到文學作品，甚至強迫世界聽他們的聲音，但這並不說明最終歷史將證明他們是有力的和正確的。相反，最終歷史很可能會判斷他們的文學、觀點、政論、文章、以及作品實際上是膚淺的。因為他們並不擁有一個對自己的文化與政治思想的支撐。 

我並非從一開始就懂得這些。安拉的安排使我有了和別人不同的經歷。還在很年輕的時候，我被命運、也可以說是安拉無形的手撥派到了內蒙古大草原那樣一片異族的土地上。在那片土地上，我不僅接觸了蒙古語，懂得了遊牧世界的生活，而且了解了它的整個文明構成。這對我形成了一生永遠不能替代的寶貴基礎和經驗。更重要的是它給了我一種啟發：只是上學讀書是不夠的，要自己找到另外的文化。以後我把眼光擴大到新疆的哈薩克，發現天山里哈薩克的遊牧文化，比蒙古的文化源頭更古老、內涵更豐富。於是遊牧世界就從內蒙古大草原的一角擴大到了北亞寬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