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爾納特人仍然相信，中國人是第一個到達當地進行丁香貿易的海外族群，他們的祖先正是從中國人那里了解到丁香的價值。島嶼上的杜發村（Dufa-dufa）、多格末村（Tokome）、達勞村（Tarau）、加布拉村（Jambula）和法拉加瓦村（Falajawa）被認為是最早由中國移民建立的村莊。其中姓氏為“華特辛”（Huatsing）、“博克因”（Bokyin）的居民聲稱他們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的穆斯林[10]。今天，特爾納特島還流傳著元代中國人在馬魯古群島活動的傳說。 

我們的祖先是元朝來自中國福建的商人。那個時候他們就知道馬魯古有丁香，所以過來貿易。但因為季風的原因，沒辦法回到中國，所以就留在這里定居了。我們是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的後裔。元朝的時候，在福建有很多穆斯林，對嗎？而我們的祖先就是中國的穆斯林，他們來了之後還幫著蘇丹建造清真寺，傳播伊斯蘭教，後來又和到這里來的阿拉伯人通婚[11]。

當地土生華裔對家族歷史的普遍性敘述，並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他們對過去的粉飾與重構。實際上，中國商船直接造訪馬魯古群島的人數極少，且持續時間也相當短暫。受元末亦思巴奚兵亂的影響，再加上明初的海禁政策，明朝的中國海商已不再直接前往馬魯古地區。此外，北馬魯古群島西部島嶼是在15世紀前後，在爪哇經學師的宣教下開始皈依伊斯蘭教，而絕非受到中國穆斯林的影響。當地土生華裔構建起源性公共記憶的案例正好體現了諾拉提出的“記憶不僅僅是去回憶，而是將過去置於現在的一種總體結構”[12]，即要將公共記憶置於主體所處的社會框架中予以理解。作為早期移民後裔的土生華裔，他們通過在家族記憶中臆造祖先對當地社會發展的介入，從族源上加強與本地社會的聯系，並以此來獲得當地人的親近感，提升群體的社會地位。 

明朝中國海商雖然不再直接從馬魯古進口丁香，但以北馬魯古群島為起點的亞歐丁香貿易在16世紀東南亞貿易體系中仍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以丁香貿易為中心，北馬魯古、爪哇與蘇拉威西島的望加錫（Makassar）結成了穩固的“三角貿易關係”。由於路途遙遠和資本轉化的需要，望加錫成為爪哇與馬魯古貿易的中介地帶，望加錫人、布吉斯人以及活躍於該區域的中國人成為維持三地貿易網絡穩固的核心族群[13]。菲律賓處於我國福建至馬魯古群島的中間地帶，並長期作為中國與東印尼群島各地貿易的中轉站，因此，明朝時當地華人數量已相當可觀。《明史》有雲：“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14]盡管尚無歷史資料直接顯示望加錫、菲律賓等地的華僑移居至馬魯古群島，但不可否認的是，東南亞海域東部各地間的聯系之所以能夠建立，正是因為區域內人口的流動構建出了各種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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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4年11月23日筆者在特爾納特島法拉加瓦村對珍妮·華特辛（Jenny Huatsing）女士、傑弗里·博克因（Jeffery Bokyin）先生及其家族的訪談。

[11]特爾納特島法拉加瓦村華特辛和博克因家族的男性長者均如此告知筆者。

[12]Nora Pierre & Kritzman, Lawrence D.,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57.

[13]Meilink Roo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Den Haag:Springer Netherlands, 1962, 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