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乎是一個地理盲，因為要去南極，才認真查看了一下世界地圖。這一看才發現，原來地球上的陸地都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陸地極少，基本是連綿的海洋。北極無洲，但是被有人居住的陸地環繞著。南極有洲，但是與有人居住的陸地遠隔重洋。難怪南極洲的發現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了。

最早斷言南極洲的存在的是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認為，已知世界的反面必有一塊土地，以維持平衡，他們稱之為對應地(Antichtone)。希臘人用Arktos一詞指大熊星座，也指其下的北極地區，於是造出Antarktos一詞指相反的地區。

可是，從這個詞的存在，到這個詞所指的地區的發現，經過了漫長的兩千多年。…

有關消息通過媒體傳開以後，朋友們普遍感到驚奇，驚奇之余，有的表示羨慕，有的表示擔心。這兩種反應都很正常，因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南極是一片既神秘又危險的土地。

南極的魅力不容置疑。閉著眼睛想象一下吧：在那個晶瑩的冰的世界里，沒有人煙，沒有汙染，空氣無比潔凈；冰架向大海伸展，海面上布滿大小不等的冰山，在陽光下閃射奇異的光芒；海灘上棲息著無數憨態可掬的企鵝，海豹在岸邊自由地嬉戲。…

這幾天閱讀好友國平兄《南極無新聞》一書，居然一發不可收拾，不僅認真讀完了全書，而且還產生了寫一篇評論文字的沖動。實際上，我從來就對那些刻意策劃的以及物理性的度假、旅遊和探險沒有興趣，而且偶爾閱讀相關的遊記類文字也頗感無聊。即使國平兄本人在南極未成行之前告訴我此事時，我也持反對態度，當然我有自己的理由，正如國平兄在該書中征引的我當時對他的那段責問文字：“別人寫不出東西來，所以需要走這個地方那個地方，找些貌似驚人的材料以吸引讀者，你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寫的東西還來不及寫，你為什麼要去南極？”…

窗外飛揚著今年的第一場雪，轉眼又是冬天了。去年的今天，正是出發的日子，南極洲的喬治王島，地球最南端汪洋中的那一片陌生的土地，從天邊向我漂來，在我的生命中停留了五十八天。而現在，它又已經遠在天邊，成了封存在我的記憶里的一座歲月之孤島，猶如封存在琥珀中的一只美麗的昆蟲。…

我不是一個好動的人，每一次出國的機會都不是自己爭取來的，而只是偶然地落在了我的頭上，我就接受了。所以，我的確只是偶爾遠行。

雖是偶爾，走得還夠遠的，最遠到了南極的喬治王島。關於這次南極之行，我曾寫《南極無新聞》一書，由海南出版社於2002年出過單行本。我把這部分內容收在本書中，作為上編。單行本付印後，好友鄧正來讀了書稿，忽一日打電話來，興奮地朗讀他寫的評論。我驚奇又感動，因為他專注於學術，從不寫學術之外的東西，這是他第一次破例。評論對我的解讀異常準確，我當時就決定，如果書再版，一定用來做序，現在終於如願。…

如果在半年前，有某占卜者攔住我，預言我將要去南極，我一定會斥為信口胡言。然而，五個月前，確實有一個人特地飛到青島，親口對我說了這話。他不是一個占卜者，而是鷺江出版社的編輯阿正。

當時，我正在青島出差，給一項競賽擔任評委。評委之中，還有葛劍雄教授。在我們下榻的旅館里，阿正興奮地向我們談了他的計劃。他的想法是，組織若干位人文學者去南極體驗生活，然後每人從自己的學科視野出發寫一本書，這項活動的經費將由鷺江出版社贊助。他引以自豪的是，這一舉動在世界上是首創性的，迄今為止還不曾有組織地讓人文學者去南極。至於人選，我和葛是他心目中的首選，其余的尚未確定。…

地方志中最為豐富多彩的，是關於社會歷史的記述。

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幾乎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例如太平天國起義，凡太平軍所到之處，都有記錄。羅爾綱主編的《太平天國史料匯編》，一共引用了1600多種各類資料，其中地方志占730種。廣東、江西、湖南等省都出版過太平軍在本省活動的史料集，都是以地方志為主要資料來源。至於一些地區性的規模較小的事件，更是主要依靠方志記載。如上海小刀會起義時期，周之春等在青浦縣起事響應，首紮紅巾為號，占領了嘉定、川沙、寶山等縣，當地百姓踴躍參加，或者支援燈燭、幹糧。這段歷史，就是保存在這幾個縣的縣志裏。…

我國的科學技術有過燦爛輝煌的歷史，曾經長期居於世界前列，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走了下坡路。封建時代的舊志，由於主要是“資治”之書，不太重視記載勞動者的發明創造。盡管如此，歷代志書中仍然留下了不少有關科學技術的生動記錄。

歷代地方志大量記錄了自然界的各種“異常”現象，如日月食、彗星、隕石、反常的氣候、各種自然災害、植物的變異和珍禽異獸等。古代的人們不能科學地解釋這些現象，往往把它們看作上天向人類顯示的兇兆或吉兆，記入地方志的“災異”或“災祥”類，同一些有迷信成分的無稽之談混在一起。但以現代科學家的眼光看來，這些當時當地的觀測記錄，都是極為難得的科學資料。…

歷代封建政府雖然很重視地方志，但是他們對地方志的認識相當狹隘，主要是看重它“資治”(輔助統治)的作用。明朝有個官吏叫鄭覆亨，被派到海州(江蘇東海)去做剌史，一進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滿目荒涼，茅屋不飄炊煙，鎮子上只剩寥寥幾戶人家，孔廟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這樣破敗的原因，他說，比如行醫，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書就是經過驗證的藥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據方子來治病。清朝四川保寧府(今閬中縣)有個太守也說過：“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讀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寧府志序》)長期以來，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這個狹小的天地中。…

圖經到北宋進入了它最繁榮的時期。現知北宋圖經的數量大大超過隋唐。宋代將天下分為一府(首都開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學家鄭樵所著的《通志》，在《藝文略》“圖經”條下，載有北宋圖經的目錄，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圖經都是齊全的。

在我國歷史上，宋代是一個學術空氣比較自由活潑的時期，私人不得編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時，經過隋唐五代幾百年的編圖經用圖經，社會上下對圖經的價值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負的地方官，開始將修志作為一項地方文化事業來對待，而且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志書是一種很好的著作形式，通過它，可以向政府、向社會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學術見解，既能影響當代，又可以傳之後世，所以願意將他們的學識和才能貢獻給地方志事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北宋的圖經不僅數量多，而且在質量上有了重大突破，從內容到體例都在從早期圖經的舊框框中擺脫出來。…

圖經雖說起源於東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默默無聞。可能由於它圖文並茂，既具體又形象，特別適合於中央集權政府了解各地概況的需要，自隋朝大業年以來，它成為官修志書的主要形式，從多種類型的地方文獻中脫穎而出，一枝獨秀，不僅數量猛增，而且逐漸薈萃了其他地方文獻的長處，成為方志類圖書的主流。

隋朝的圖經都散失了，現在能知道書名的不過五六種。唐至五代的圖經絕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國大西北的幹旱風沙，才保存下來一點珍貴的實物資料，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十幾種唐至五代的圖經地志殘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學術界重視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圖經》(《沙州都督府圖經》)和《西州圖經》。它們現存的篇幅雖然不多，但所記的事物往往不見於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與地方志的產生有密切關系的，還有古地圖。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有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文字記錄更能夠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個地區的地理特點。

中國的地圖起源很早。傳說神農氏、黃帝的時代，已經有了《神農地形圖》、《黃帝九州圖》。當大禹走遍全國治水的時候，也該是有地圖作參考的吧。據說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銅)，鑄成九個大鼎，分別代表九州。鼎上繪著九州的山川、草木、物產、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廟裏，作為傳國的寶器。後來商滅夏，九鼎被遷到商的都城；周滅商，又將鼎遷到周的東都洛邑。戰國時期，秦國和楚國都曾興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奪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見“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圖，是當時國家統治權力的象征。…

盡管《周禮》所說的“方志”還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現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經可以覓到後世地方志的一些蹤跡。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有根據史官的記錄編成的史書，如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梼杌”〔taowu逃物〕，魯國的史書叫“春秋”。《墨子·明鬼篇》還提到過“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現在能見到的只有孔子據魯國史書修訂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簡略的編年史，從它可以推想各諸侯國史書的大概模樣。這些國別史是我國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們是後來地方志中歷史門類的遠祖。…

隋唐兩宋，是我國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時期。經過漫長的孕育和發展，中國地方志終於進入了它的成年期。

官修志書形成制度…

從兩千年前說起

如果你溯長江而上，去探尋它的源頭，你將會看到：滾滾長江，最初不過是從青藏高原萬裏冰川的冰淩上一顆顆滴下的小水珠。它們聚集成許多條細細的水流，再匯成溪，匯成河，一路上接納著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終於匯成大江，浩蕩東去。你想過嗎？這正是燦爛的中華文化積累和發展過程的縮影。 

中國地方志起源於何時？怎樣發展到了今天的規模？這樣從兩千年前說起。

周代的“四方之志”…

中國的地方志不僅數量可觀，而且隨著它所記敘的範圍不同，有著許多不同的種類，有繁有簡，有分有合，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完整的方志大家族。 

這個地方志家族有三大類成員： 

第一類是全國總志，又稱為“一統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區域為綱，用地方志的體裁記述全國的情況。著名的全國總志有隋代的《隋區宇圖志》、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統志”等。 …

但是，中國歷代編修的地方志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還有更多的地方志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傳到今天，在歷史的長河中相繼湮沒了。 

在雕版印刷術廣泛使用以前，書籍靠手抄，難以廣泛流傳，所以多數不能保存下來。南齊的陸澄曾輯錄160家地理著作，編成《地理書》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補了84家，匯編成252卷，稱為《地記》。過了不過100來年，到唐朝貞觀年間編《隋書·經籍志》的時候，這200多種書的原本已經9/10找不到了。再過幾百年，到元明兩代，《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書也已十不存一，連陸氏、任氏的匯輯本也失傳了。可見古代書籍的散失有多麽嚴重。 …

舉世聞名的中國古代典籍，是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文化的瑰寶。地方志是中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品類齊全，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中國古籍之林中獨具風采。 …

地方的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行政區劃常常變更，新的事物在不斷出現，人物代代更替，戶口、田畝、賦稅年年都不同……，所以，編修地方志不可能一勞永逸；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資料陳舊過時了，方志就需要重修。歷代中央政府為了能準確及時地掌握地方的情況，往往下達行政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編寫新志。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一般隔幾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災荒或戰爭引起社會大變動以後，重修志書的要求就更為迫切。我國大多數地方都曾多次編修地方志。多的像江蘇常熟，在明清兩代曾修志20幾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 …

地方志的主要任務是記錄事實，積累資料。許多地方志出於名家手筆，寫得文采動人。但是它不同於文學作品。地方志必須準確地反映事實，絕不允許想象和虛構。如《(同治)竹溪縣志》(湖北竹溪)卷十六記1862年的一次極光，這是一段優美的散文，而地點、時間、方位、過程、情狀都十分確鑿具體：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大如月，色似爐鐵，人不能仰視。初出，聲淒淒然，光芒閃爍。 頃之，向北一瀉數丈，欲墜覆止，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然銀瓶乍破，傾出萬斛明珠，繽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許始沒。沒後猶覺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