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科學技術有過燦爛輝煌的歷史，曾經長期居於世界前列，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走了下坡路。封建時代的舊志，由於主要是“資治”之書，不太重視記載勞動者的發明創造。盡管如此，歷代志書中仍然留下了不少有關科學技術的生動記錄。

歷代地方志大量記錄了自然界的各種“異常”現象，如日月食、彗星、隕石、反常的氣候、各種自然災害、植物的變異和珍禽異獸等。古代的人們不能科學地解釋這些現象，往往把它們看作上天向人類顯示的兇兆或吉兆，記入地方志的“災異”或“災祥”類，同一些有迷信成分的無稽之談混在一起。但以現代科學家的眼光看來，這些當時當地的觀測記錄，都是極為難得的科學資料。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曾根據幾千種地方志和其他史籍，輯出太陽黑子、極光、隕石、日月食、超新星、彗星、流星及有關天文學的人物、著作、學說、機構、儀器等的記錄一共幾百萬字，編成《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和《中國天文史料匯編》。有一段時間，中外學者對“太陽活動蒙德極小期”討論很熱烈。由於史書上缺乏1645——1715年太陽黑子的資料，國外有的學者認為在這一段時間裏，“太陽活動實際停止了”。但是，從《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看，在我國七個省、市、自治區的地方志中，這一時期太陽黑子的記錄有12項之多，從而中國學者以充分的證據否定了“太陽活動停止”的錯誤論斷。

地震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在地方志中記載尤為詳細。1954年，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建議整理地震史料，供選擇廠礦地址參考。於是由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主持編寫了《中國地震資料年表》，於1956年出版，1980年又加以核實補充成為《中國地震資料匯編》。它匯聚了公元前12世紀到1955年的1180次大地震的記錄，其中可以斷定為八級以上的地震有八次。內容這樣豐富全備的地震史料巨著，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在它所依據的8000多種文獻中，地方志占了5600種。

方志記載地震，既有時間、地點，又有具體情狀的描述。震前有前兆，震後有災情統計。一次大的地震，波及的各處往往都有記載，如同當時派出了許多觀察員在各地同時觀察記錄。如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一次以陜西華州(今華縣)為中心的大地震，有200多種州縣志書作了記載。《(隆慶)華州志》卷一○記的是震中地區的情況：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晡時，覺地旋運，因而頭暈，天昏慘。及夜半，月益無光，地反立，苑樹如數撲地。忽西南如萬車驚突，又如雷自地出，民驚潰，起者臥者皆失措，而垣屋無聲皆倒坍矣。忽又見西南天裂，閃閃有光，忽又合之，而地在在皆陷裂，裂之大者，水出火出，怪不可狀。……原阜旋移，地高下盡改故跡。後計壓傷者數萬人……”

湖北景陵縣(今天門市)在這次地震時距震中較遠，《(康熙)景陵縣志》卷二所記該縣感震的情景是：

“地震有聲，自東北起西南去，房屋動搖，人民驚駭。”

即使在相距幾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根據這些記錄全面考察這次地震，判斷它的震中、震級、力度、範圍等。

這1180大次地震的記錄，為我國劃分震區、規劃國民經濟建設布局及開展地震預報工作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地方志中其他有關地質和地理的記載，同樣是科學工作者重要的資料之源。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曾大量利用方志資料研究古城的興衰演變，總結出今內蒙古毛烏素沙漠由古代的農牧並茂變成沙漠的歷史進程，對於了解沙漠地貌發育的規律，對於如何防風治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作出了貢獻。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曾從方志中發掘素材，研究古代紹興地區湖泊的興廢、天然森林的破壞，及其對於農業的影響。1985年6月12日，長江三峽的新灘發生大滑坡。由於科技人員查閱過多種舊志的記載，經過科學的分析研究，基本上掌握了這個地區滑坡的規律和範圍，對於這次滑坡的時間、地點作出了準確的預報，所以沒有造成重大的損失。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所以地方志中有許多關於氣象和自然災害的記錄。著名的氣象、地理學家竺可楨，曾根據方志記載的植物分布及花開花落時間的變化，研究中國歷代氣候變化的規律。他的名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將5000年的氣候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其中之一就稱為“方志時期”(公元1400—1900年)，即利用數量眾多的明清方志，探討明清兩代500年中長江、黃河流域氣候變動的情形。此後，中央氣象局也曾據方志資料編成《近五千年來中國氣候的變遷》、《五百年來我國旱、水災資料》。山東、安徽等省都曾從志書中輯錄匯編本省水、旱、風暴霜雪、蝗蟲等自然災害的記錄。這些記錄不僅是氣象、水文等學科的珍貴研究資料，而且對我國防災減災工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內江市1981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洪災過後，他們研究了市志委員會提供的歷史上的洪災記錄，就決定調整市政建設的布局，改變了沿江建設的方案。

地理學家陳正祥在他的《中國方志的地理學價值》一文中說：“在過去數年間，國際學術界有好幾個專門委員會，像農業氣象委員會、糧食和農業組織以及土地利用委員會等，要求我提供中國蝗蟲災害分布的地圖。但實際上，已往的中國並沒有這種現成的地圖。”怎麽辦呢？他就用八個月的工夫翻查了3000多種地方志，統計志書所載祭祀蝗蟲的八蠟廟和祭祀驅蝗神的劉猛將軍廟(有這些廟宇的地方當然是蝗災嚴重的地方)，將它們一一標在地圖上，作成《中國蝗神廟之分布圖》。再結合志書上關於蝗災的記載，來研究中國蝗災的分布範圍，並對這種分布狀況作出科學的解說。他還用同樣的方法，通過志書記載的雹神廟，研究我國雹災的分布區域及分布規律。

地方志中關於生產技術和科學發明的記載比較零星分散，卻往往是其他史籍中所沒有的。記載最豐富的是農業和水利。幾乎所有的志書都將水利列為重要內容，詳細記述本地江河湖泊的利弊、井渠陂塘堰閘的分布和歷代的治水措施。許多地方志詳細記述了當地農作物的品種、耕作制度、耕作技術，有的附有農具及其使用方法的圖解。《(民國)靈石縣志》搜集了140條農諺，分成“耕地及施肥法”、“中耕及間苗法”、“占氣候法”、“灌溉及除蟲法”等10類，都是當地農民生產經驗的總結。美國農林科學家施永格在20年代曾利用福建、廣東一帶地方志的記載研究柑桔的生長規律，取得顯著成果。他發現方志中關於土壤和植物的記載對他的研究課題極為有用，就力倡美國國會圖書館搜集中國地方志，並在10多年中，自己也直接間接地幫助訪購，由此奠定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中國地方志的基礎。

地方志中還保留了許多民間創造發明的史料。如四川地方志記載，明朝萬歷年間，合江人曹震在陜北創制“代漕陸舟”，行駛在榆林沙漠地帶，效率遠遠高過畜力。蘇州的地方志記載，明末蘇州人孫雲球善於制造光學儀器，用他做的“千裏鏡”在蘇州城郊的虎丘遠望蘇州城裏，樓台塔院好像就在面前，遠處山峰的景色也都歷歷可見。據《(乾隆)豐潤縣志》記載，現在人們常用的折扇，原來出自高麗國，但是經過了河北豐潤人的改進，才得以在中國普及。當時高麗貢使每年冬來春回，都要經過豐潤，隨從人員往往帶些扇子來賣，但是由於做得粗劣，一般人不喜歡。後來豐潤人仿照它的樣式，用斑竹、雲竹、棕竹做骨，請名家畫上山水花鳥，於是“豐扇”風行一時。這一類記載，都足以補其他史籍之不足。

難怪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特別介紹了中國的地方志，並且引用另一位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的話說：“在中國出現的一系列地方志，無論從它們的廣度來看，還是從它們的有系統的全面性方面來看，都是任何國家的同類文獻所不能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