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先知？

從字面意思看，先知是"先知道的人"，也就是先知道了未來將會發生什麽事的人。先知一定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光是宣稱自己能夠預知未來，不能讓一個人就變成先知。

要成為先知，還有至少兩項必要條件。第一是別人得相信你所預示的未來是真的；第二是你所預示的未來必須與常識認識的不同，最好是相反。這樣說吧，路上看到一個乞丐，旁邊帶著衣衫襤褸、鼻涕滿面的小孩，如果你鐵口直斷說："這小孩，將來命運坎坷，無法擺脫貧困。"聽到你這樣說的人，大多點頭表示同意，但他們絕對不會佩服你，稱許你做"先知"。…

1965年，當哈羅德·布魯姆還不是名滿天下的學者，更不是重要暢銷書如《西方正典》、《莎士比亞》的作者，只是一個在大學里教書的年輕教授時，他經歷過嚴重的憂郁低潮。

他所受的訓練，文學與文學批評，指示了他一條自我治療的途徑，他每天從早到晚埋首在愛默生和弗洛伊德的作品里。他甚至在研究所開了一門關於弗洛伊德的討論課。

經過了兩年和憂郁低潮的奮鬥，在1967年的一個夏日，布魯姆在恐怖的惡夢里，看見了一隻張開巨翼的怪物。那怪物絕不屬於這個世界，像是從《聖經》里或布萊克的詩里飛出來的般。惡夢中驚醒，布魯姆發現自我重新拾回了寫作的衝動與能力，他看見在西方詩學詩史上，盤踞著夢中的那隻巨翼怪獸，他要將那怪獸捕捉、記錄下來。…

想象一下：今天有一個小孩在學校里考試，考得了極為優異的成績，老師和家長都忍不住稱贊他，受到了這些稱贊之後，他下次考試的成績會如何？

相對地，有一個小孩考試考得奇爛無比，爛到家長老師看到那分數就忍不住抓狂，把他臭罵一頓，甚至施以處罰。那麽，他下次考試成績又會如何？

在日常經驗中，前一個小孩下次考試退步的可能性，超過再進步。而且就算再進步，也不太可能到達讓家長、老師那麽高興的程度。相對地，後一個小孩下次考試八成會進步，就算退步，也不會再退到讓老師、家長跳腳了。

從這兩個小孩第二次考試成績變化來看，我們會得到什麽結論？喔，原來稱贊獎勵的效果，沒有指責處罰來得好。有罵有打就會進步，又疼又捧反而讓小孩停滯不前。…

前些年過世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曾經出版過一本題名為《博愛政治學》的書，這個書名很難貼切地翻譯成中文，只好多費點篇幅解釋一下。

德里達要處理的，是法國大革命最響亮的三個訴求中的一項。我們一般在歷史書中將之翻譯為"自由、平等、博愛"。"博愛"一詞對應的法文原義是兄弟手足情感的意思，換句話說，大革命熱情地追求讓所有人都能去除人際藩籬，所有人像兄弟一般，不只和平相處，而且真誠相愛。

作為一個理想，這有什麽不好？好極了，如果一個社會，大家都能如同家人般相親相愛，那不就是人間天堂了嗎？…

在複雜、多因素交互影響的世界里，必然有許多"純屬巧合"的事。不過正如韋伯（Max Weber）申說的，人活在"意義之網"中，對於周遭發生的事，我們有一種本能，不只要問"什麽"，還要接著問"為什麽"。

在"意義之網"中，巧合是最沒有分量的。巧合意味著：發生就是發生了，沒什麽特別的因果關聯，就是這樣，沒有什麽特別的"為什麽"。巧合違反了我們追問意義、探求理由的內在沖動，難怪那麽多人不相信巧合，要在巧合現象上附會增添種種說明。

從承認巧合存在的前提出發，從專門確認巧合的特別學科——統計的角度看去，世界無非都是巧合，或者是偏差統計所能解釋的，沒有什麽怪力亂神，沒有什麽秘密魔咒。…

前一陣子我參加了一場座談，在臺北市很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山堂光復廳舉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就是在那個地方正式遞交降書，將臺灣交還給中國。我參加的座談，主題是談西門町，我所認識的舊日西門町。

我回憶少時經驗，先講了在中華路訂做學生制服，再講了逛唱片行、買唱片，然後當然要講看電影做電影夢的往事。最後，我講了現在都還在的老店"鴨肉扁"和賣臺式日本料理的"美觀園"。

沒有想到我講之後，同臺一起座談的一位文化界的朋友脫口說出："那些都是小時候我媽媽告誡我不能去吃的店！"聽到他那樣直率的反應，我錯愕了一下，接著感到一股深切的悲哀。…

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最有名的領袖胡適，鼓吹自由幾十年，後來卻提出了一個口號，說"容忍比自由重要"。此話一出，各方反應熱烈，有人感慨胡適畢竟老了，從堅持自由的陣線撤退了，也有人憤恨不平，覺得胡適換了立場，改從擁有權力的人的角度出發，不再是爭取自由的人的代表，他現在在意的，是勸有權力的人容忍差異，這樣別人才能有自由。

這麽些年具體的民主自由歷程下來，我們有理由對於"容忍比自由重要"這句話，給予更多的肯定與尊重。社會與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自由要真能落地生根，的確要靠社會上大部分的人，不只是政治人物、不只是握有權力的人，都養成容忍的習慣，容忍差異、容忍批評、容忍多元和多樣。沒有容忍，確實就不會有自由。…

如果沒有狗，人類的歷史會很不一樣。

如果沒有狗，說不定到今天，英國還是個天主教國家呢。當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婚姻出了問題，他想和妻子離婚，特別派了渥爾西主教去梵蒂岡向教宗求情。教宗其實並不是那麽死板不通人情的，尤其當他面對的是一位重要、有權力、有實力的大國王，尤其當反對教廷的新教運動到處蔓延讓他頭痛不已，他可不願意為了一樁家庭紛爭影響到教廷與英國的關係。教宗與渥爾西主教談得差不多，雖然沒有明言，但雙方心中自有默契，教宗會想出辦法來宣告亨利八世原來的婚姻不成立，那也就沒有離婚需要了。可是就在渥爾西主教要離去，傾身跪下向教宗致意時，渥爾西帶去的一只小狗，突然沖向前，就對教宗的腳，不猶豫、不留情地，狠狠咬了一口。…

我所理解的"二二八事件"，其起源遠早於造成大批臺灣精英殞滅的"淸鄉"，早於從大陸來的國民黨軍隊上岸進行的屠殺，早於1947年2月27日發生的緝煙行動及第二天後續的群眾蜂起，甚至早於長官公署來到臺灣，我認為要理解"二二八"，如果真的要理解，不是只要拿來當話題指責這些人那些人的話，那麽就不能不從終戰時刻臺灣人和大陸人不同的感受期待講起。

這本來是很簡單、很容易體會的亊。臺灣人和大陸人隔絕五十年，他們對很多事情的基本看法都不一樣，甚至包括對"隔絕五十年"這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樣。…

在吉本的書中，被視為是羅馬盛期包容、融合、智慧代表的，首推兩位皇帝，一位是安東尼·庇烏斯，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哲人皇帝馬古斯·奧勒留。奧勒留，就算沒有讀過他的《沈思錄》，也沒有接觸過羅馬史課本的人，現在也可以透過電影《神鬼戰士》來認識他了。是的，他就是《神鬼戰士》里白髮蒼蒼、總是憂心忡忡，最後不幸死在親生兒子之手的老皇帝。

如果說這兩位皇帝具體而微地象征了羅馬賴以興起的融合、包容、仁慈精神的話，那麽我們也就不難從與他們的形象、作風相反的角色里，去捕捉掌握羅馬帝國走下坡的狀況了。

和這兩位皇帝相反的有什麽？有在龐大的競技場里流血奮戰的"神鬼戰士"們。感謝好萊塢的制片、編劇，電影里清楚地告訴我們幾件非常重要的事：…

1776年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不只是因為美國獨立。同樣這年出版了兩本影響深遠的書，一本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另外一本則是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三件發生在同一年間的事情，彼此之間本來實在看不出有什麽關聯。美國的革命英雄、開國元勛們，當然不會知道亞當?斯密和吉本各自窩在書房里寫什麽東西。那兩個英國人在選擇題材、搜集資料的過程中，顯然也都無暇顧及大西洋彼岸發生的事。

以吉本為例吧。他會想到寫這樣一本書，起因早在十幾年前，他的自傳里有這麽一段有名的描述：

"那是在羅馬，1764年10月15日。我在古羅馬國會的廢墟間漫遊，旁邊朱彼特神殿里有光腳的修士在誦經，第一次有了要把這個城市衰敗經過寫下來的念頭。"…

來講講一個地方的故事吧。這個地方最早從17世紀開發。第一批來的殖民者是荷蘭人。荷蘭人給這裏帶來了最早的商業資本制度，奠下了發展的重要基礎。不過荷蘭人沒有能夠待太久，他們後來就被趕走了。有一段時間，戰爭爆發了，這個地方被敵人長期占領，與國內的其他區域隔絕開來。後來雖然敵人放棄了這塊領土，不過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得這個地方的人民，一直都以難治理著稱。他們對政府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們對神的信仰一點都不堅實，找到機會就設法逃避種種規則的範限，一代又一代治理這個地方的政府，都在頭痛萬分的情況下留了失敗的紀錄。不過神奇的是，那麽難管的人民、那麽無效能的政府，卻在歷史上創造了相當驚人的財富。

故事聽起來很熟悉吧。要猜猜看講的是什麽地方嗎？不，我講的不是臺灣島，而是全世界最繁華、全世界最迷人、可能也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城市——紐約。…

哈佛醫學院精神科教授瑞鐵寫了一本《大腦使用手冊》，書中說："面對像大腦這般複雜的系統，真的一切取決我們的行為，這就是為什麽搞懂自己的大腦顯得那麽重要。我們有自由意誌，我們做的每件事都會影響後來發生的每件事。大腦以幾乎無法預測的方式發展。基因盡管重要，卻不是決定性的。我們施予大腦什麽樣的運動、怎麽睡、吃什麽，選擇怎樣的朋友與活動，可能具有和基因一樣大的力量改變我們生命軌跡。"

原來我們還得像接觸精密高科技電子產品一樣，仔細學習如何使用自己的大腦。

類似像這樣的訊息、類似瑞鐵寫的這種書在美國熱門流行得很。因為阿茲海默症嚴重威脅著美國人的生活。…

半個多世紀前，德國思想家本雅明寫過一篇題名為《說故事的人》的文章，開頭就感嘆："說故事的人離我們愈來愈遠了……說故事的藝術就要終結了。我們愈來愈難遇到可以好好說個故事的人。愈來愈常碰到：有人表示想聽故事卻只能換得滿場尷尬的局面。"

本雅明的感嘆，半個多世紀後在臺灣有許多回響。很多人抱怨電視連續劇不好看，小說不好看，抱怨這些做連續劇、寫小說的人，"都不會講故事了！"也抱怨："現在都沒有人會講故事了！"

是這樣嗎？是，也不是。的確，故事正從我們生活中消失；的確，愈來愈難被好的故事感動、影響了。不過，故事與講故事的人，難道真的都不見了嗎？…

人類胎兒在母體子宮中成形，最前面八周是沒有任何性別的。或者該說，還沒有經過性別劃分。

第八周是個關鍵。因為分裂增殖制造的第一個與生殖相關的細胞，將在這個時期決定胎兒的性別。那顆新生"性細胞"如果留在身體原處，那就進一步成為卵巢，如果下降其位置，那麽就發展成睪丸，於是胎兒才有了或女或男的性別。這項變化，是個觀察到的簡單事實。然而任何和性別相關的生理事實，在這個時代，都難免被附加許多社會與文化上的意義。…

大學裏有"講座"、有"講座教授"，學生"攻讀"某種科目，然後取得"學位"，畢業時要穿上特別的袍服參加畢業典禮……這些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儀式與說法，追溯其本源，都來自中古時期的伊斯蘭傳統，西方10世紀之後，這些伊斯蘭儀式慢慢傳進歐洲，接著在歐洲生根，深深影響了歐洲後來的發展。伊斯蘭傳統給予歐洲文化最大的貢獻，應該就是"大學"這個基本觀念及其因應機構。臺灣大學老校長傅斯年曾勉勵臺大人要"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那麽大的口氣、措辭，來自英文University中蘊含Universe"宇宙"的字義，不過若是溯源回到中古後期，當歐洲首先引進大學機構時，沖擊他們的倒不是"宇宙"，而是University的另一種形式——Universal的字義。…

在一個看似大者恒大的世界裏，如果現實上你就是個“小者”，該怎麽辦？

我講的不是國際局勢，不是高科技產業，而是美國的職業棒球。

讓我們先看看美國職棒“大者恒大”背後的道理：

原理一，美國職棒聯盟堅持近乎絕對的自由競爭立場，不對各隊設限，沒有薪資上限，也沒有復雜的選秀次序安排。換句話說，各隊愛怎麽花錢、花多少錢去找怎樣的球員，悉聽尊便。…

1913年夏天，猶太人羅森茨威格經過相當時間的考慮，決定放棄自己的猶太信仰、猶太身份，改信基督教，他的理智與理性說服他，《聖經?新約》是對的，耶穌基督代表了唯一的、絕對的道路。

羅森茨威格的理智、理性，其實是19世紀最流行的黑格爾哲學中所展現的理智與理性。整個德國，甚至整個歐洲，籠罩在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下，青年們都相信，人類的歷史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表面上看起來的曲折、倒退，其實只是"辯證法的欺瞞"，歷史依照辯證法"正反合"步驟推展，而主宰、控制辯證法的，是觀念、是理性、是觀念理性的自我實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

20世紀歷史中的這樁重大事件，我們通常都用同樣的語言來說明、來形容。如此說明與形容，當然不能說不對，但其中藏了一個要緊的盲點。

我們會先入為主地認定：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是戰爭中的行為，是戰爭殘暴行為中的一部分。六百萬猶太人，理應被算進第二次世界大戰巨大破壞中的一個重大項目。

這樣的看法，往往讓人忘了退一步問：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真是戰爭中的行為嗎？抑或是和戰爭同時發生、同時進行的另一樁事情？…

捷克小說家韋爾（Jiri Weil）寫過一本描述德國納粹占領捷克時期的作品，小說一開頭講述一個納粹親衛隊的隊員，得到指令，要將布拉格音樂學院屋頂上一整排的音樂家塑像，“清除有害因素”，意思是打掉裏面有猶太血統的人的雕像。親衛隊員不好意思地去請教學院教授，屋頂上一排雕像中，哪個是有猶太血統的？教授很明確地回答：“門德爾松。”那門德爾松的雕像當然不能再留在屋頂上了。可是爬到屋頂上一看，問題又來了，雕像上面沒寫名字，怎麽曉得哪個是門德爾松？

親衛隊員不好意思再去問人家了，他運用納粹知識中教導來辨認猶太人的重要方法，反復端詳雕像的鼻子，找出其中一座鼻子最大的，“就是他了！”掄起鐵錘將雕像打個稀巴爛。完成任務後，回頭卻看見底下聚集了好多人，音樂學院的院長正趕過來，聚集的學生們一看見院長就急忙地說：“就是他！就是這個人毀壞了瓦格納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