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當哈羅德·布魯姆還不是名滿天下的學者，更不是重要暢銷書如《西方正典》、《莎士比亞》的作者，只是一個在大學里教書的年輕教授時，他經歷過嚴重的憂郁低潮。

他所受的訓練，文學與文學批評，指示了他一條自我治療的途徑，他每天從早到晚埋首在愛默生和弗洛伊德的作品里。他甚至在研究所開了一門關於弗洛伊德的討論課。

經過了兩年和憂郁低潮的奮鬥，在1967年的一個夏日，布魯姆在恐怖的惡夢里，看見了一隻張開巨翼的怪物。那怪物絕不屬於這個世界，像是從《聖經》里或布萊克的詩里飛出來的般。惡夢中驚醒，布魯姆發現自我重新拾回了寫作的衝動與能力，他看見在西方詩學詩史上，盤踞著夢中的那隻巨翼怪獸，他要將那怪獸捕捉、記錄下來。

布魯姆花了六年時間，才寫完了薄薄的一冊《影響的焦慮》。那真是一本"惡夢之書"，里面充滿了布魯姆艱難彎曲的詩學詮釋，以及介於文學與哲學間的反復自我辯難。奇怪的術語、冷僻的典故觸目皆是。

這本書還沒出版前，就在文學批評圈子里不斷引起議論，大家都聽說布魯姆要建構一套全新的詩學。書甫出版，布魯姆特別針對書的主題內容做了一場演講，會場擠滿了同行、學生，可是等到他們聽完演講要離開時，大部分的人低頭竊語交換共同意見——"他在講什麽，為什麽我都聽不懂？"甚至在書出版一年後，布魯姆自己重讀，他都忍不住驚嘆："有一些地方我都看不太懂！"

這麽困難的書，卻成了學院里的必備讀本，一個理由是，這書雖然難，題目卻簡單得很。許多人不見得讀得懂、甚至不見得讀了，都可以從書名望文生義，自己想象。還有一個理由是，布魯姆在書中用了一些格言式的句子，即使讀不懂、沒有讀書的人，都可以輕易記得、朗朗上口。例如傳誦最廣的這一句："沒有詩，只有詩與詩之間的關系。"

透過對書名的想象、透過幾句格言的提示，這本艱難的書就被用簡化的方式掌握了。許多文學系的學生、甚至文學系的教授相信：布魯姆這本書的突破之處在於——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位詩人某些詩作，主張"詩學"其實只存在於詩人與詩人、作品與作品之間，詩人往往都是為了呼應其他詩人，尤其為了擺脫其他詩人對他的影響，而決定去寫出什麽樣的詩。如果不了解"影響"與"影響的焦慮"，我們就不能了解詩人對於風格、題材的選擇與呈現。

在簡化版的理解中，布魯姆最大貢獻乃是將弗洛伊德關於"俄狄浦斯情結"的研究，挪用在詩史的探索上。每個詩人都是一個原型的俄狄浦斯，必須經歷"弒父"的戲劇性儀式，才能完成自我。詩人所弒之"父"，當然就是對他影響最大最深的前輩或同代詩人。不願承受這分影響，對受影響此一事實的焦慮，操控了詩人的寫作策略。

這樣來認識布魯姆的《影響的焦慮》，不能算錯。事實上，光是這樣簡化了的理解，就足以在70、80年代掀起一波"影響研究"的新興文學史運動，波瀾壯闊，成就斐然。不過用這種方式談論《影響的焦慮》，卻忽略了布魯姆另一角度的真正洞見，他不只要指出"人人都需弒父才能建自我"的現象，他還深入分析了不同詩人不同的"弒父策略"。《影響的焦慮》艱澀難讀的部分，正是布魯姆努力想要透過詩深入詩人心靈，挖掘出他們處理"影響焦慮"、克服想象中的父親權威形象，達致發出"自我"獨特清脆聲音的隱晦過程。

在《影響的焦慮》背後，是布魯姆在低潮時期對浪漫主義的幻滅。布魯姆不再能追隨著布萊克，相信人可以靠詩與浪漫精神得到自由、重造世界。他現在相信，人充其量能夠得到的只是朝向自由的掙紮。詩與浪漫主義精神，最大的特色不在"得到自由"，而在"不接受不自由"。浪漫主義詩人不斷朝著自由奮進，雖然他們註定永遠到不了自由的彼岸，他們卻永不放棄地想方設法要讓自己、讓別人相信："我擺脫了不自由"。

前輩詩人的風格，是他們賴以認識自由的依據，卻也必然將成為他們需要擺脫的"不自由"。他們不可能真正離開影響的來源，所以需要用狡猾甚至粗暴的策略來伸張自我。聰明的詩人，被布魯姆認為值得研究的詩人不會丟掉自己認為最好的前輩與佳作，為了擺脫"影響焦慮"，而讓自己失去得自前輩、傳統的資源。相反地，他們刻意"誤讀"這些前輩的作品，他們用自己的作品設下種種陷阱，要讓後世讀者以為：喔，其實這種風格是他先創的，前輩反而是模仿他的。或者，表面看來相似的風格，其實有不同的來源，先走的反而走了錯路，後來的才配稱為這種風格的開創者。或者，先行者本來沒走通、走不通的路，還好有後來者才能予以發揚光大。

在狡獪、冷靜的挪用、混同、構陷中，詩人才真正擺脫"影響焦慮"，昂揚起自己獨立的精神，成為一個獨立的聲音，一個獨立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