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講講一個地方的故事吧。這個地方最早從17世紀開發。第一批來的殖民者是荷蘭人。荷蘭人給這裏帶來了最早的商業資本制度，奠下了發展的重要基礎。不過荷蘭人沒有能夠待太久，他們後來就被趕走了。有一段時間，戰爭爆發了，這個地方被敵人長期占領，與國內的其他區域隔絕開來。後來雖然敵人放棄了這塊領土，不過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得這個地方的人民，一直都以難治理著稱。他們對政府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們對神的信仰一點都不堅實，找到機會就設法逃避種種規則的範限，一代又一代治理這個地方的政府，都在頭痛萬分的情況下留了失敗的紀錄。不過神奇的是，那麽難管的人民、那麽無效能的政府，卻在歷史上創造了相當驚人的財富。

故事聽起來很熟悉吧。要猜猜看講的是什麽地方嗎？不，我講的不是臺灣島，而是全世界最繁華、全世界最迷人、可能也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城市——紐約。

我沒有玩花樣，前面講的真的是紐約的故事。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從起步就很不一樣。紐約的舊名是新阿姆斯特丹，是由荷蘭人在17世紀開始開發的。搭乘"五月花"號去到新英格蘭的那些英國人，或者沿聖維倫斯河定居在魁北克的那些法國人，幾乎都是因為宗教的理由而離鄉背井的。他們都是在舊大陸飽受迫害，為了伸張堅定的宗教信仰才毅然上船的。所以他們尋找的殖民地都是要能自給自足、要能提供農業生根的。

從他們的標準評量，紐約一定不是個好地點。只講一件到今天我們都還明確知道的事，紐約是全世界僅有的兩個被鹹水包圍、沒有自足淡水供應的國際大城市。另一個這種奇怪、必須依賴別處供水的城市是香港。紐約和香港一樣，都是靠優良的港口環境才雀屏中選的。

紐約曼哈頓島正位於哈德遜河口，哈德遜河一直上溯到阿爾巴尼都可以航行海船，而且河口附近到處都是天然條件優越的港灣，不需做什麽人工建設，立即可以停泊大船、裝卸貨物。順便提一句，正是因為這種地理條件，三百多年來，任何政府想要在紐約訂定管制政策，都註定失敗。因為管不勝管，可以偷渡走私的地方太多了。連帶的關稅壁壘策略在紐約也行不通。紐約對管制的逃避、抗拒，多多少少助長且保證了美國整體的開放、自由貿易態度。

不過好的港口，只有在商人的眼中才看得出價值。如果是根著土地的農人，他們來看紐約，大概只會看到一個四周都被水包圍、進出非常不便利，而且還沒有充分淡水可供灌溉及飲用的可怕小島吧。

荷蘭人看上這個地方，看上了它轉口貿易的巨大潛能，絕非偶然。畢竟近代商業資本主義的整套制度就是荷蘭人最早構思設計的。雖然英國人在與工業革命相關的技術發明、工廠運作上貢獻良多，不過我們得公平地承認，如果不是荷蘭人先搞好這套從公司組織、法人定義到會計算帳、金融交易的完整辦法，工業革命根本不可能爆發，因為技術突破無法取得資金支持，就不可能改變生產結構。

我們不要忘了，全世界"泡沫經濟"最早的例子——郁金香熱，就發生在荷蘭。當然不是每個地方的人都有那麽聰明地去炒作郁金香，炒到那種程度。炒到什麽程度呢？1636年，最貴的郁金香花苞（一種特別的品種，全荷蘭只有兩朵），一朵的售價約等於十輛牛車加四十頭牛，或者等於四萬磅的高級奶酪的價錢。

會幹這種事的人知道商業交易是怎麽回事，也才會知道紐約的價值。所以他們在這裏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然後在1652年，荷蘭與英國間爆發了戰爭，為了保護海外殖民地不被侵擾，荷蘭人在新阿姆斯特丹緊急築起了一座城墻。這墻其實沒什麽了不起的，總長度只有七百米左右，而且是木造的，最尷尬的是，它根本沒發揮任何作用。1664年，英國人從南邊坐船打下了新阿姆斯特丹，理都沒理蓋在北邊陸地上的城墻。

這墻很快就被拆毀了。不過墻卻並沒有因為這樣就被歷史遺忘。當年在墻邊留了一長條空地要給守軍部隊移動用的，後來就變成了一條街，而且也就順理成章地被命名為"墻街"——WallStreet，對啊，就是現在全球聞名的"華爾街"。

"墻街"當然不是一開始就成為"華爾街"。不過華爾街能夠在名字上和荷蘭人築的墻扯上永恒的關系，倒不失為歷史的某種隱含正義。荷蘭人並沒能在美國留下太多表面的痕跡，頂多是像布魯克林這樣的地名，或是像羅斯福這樣的姓。當然荷蘭人大概怎麽樣也想不到，他們三百年前在北美留下來的姓，三百年後傳到他們也曾經短暫殖民過的一個遠東島嶼上，成了一個主要都市裏一條主要道路的名字，即臺北市的羅斯福路。可是在精神上，我們實在不能小看荷蘭人在美國，尤其是在紐約的隱性影響力。

荷蘭人給了紐約一個不受宗教拘束的自由環境。別的地方來的移民到了新大陸的第一件事，必定是蓋教堂，荷蘭人卻是在新阿姆斯特丹上岸住了十七年，才想到需要蓋一座教堂。宗教自由就吸引了各式各樣的人來新阿姆斯特丹，早在1640年，這裏的人口還不到一千，一位法國傳教士就在街上記錄，聽到了至少十八種不同的語言。

荷蘭人給紐約留下了厚實的金融概念。早在1660年代，紐約還沒有正式的貨幣，流通時還用印第安人手制的圓珠時，荷蘭人就已經有了用貨幣手段控制通貨膨脹的先例。美國革命聖地，最早的首都——費城，一度和紐約爭奪銀行金融中心的地位，畢竟還是不敵荷蘭人奠下的深厚基礎。

荷蘭人還給紐約留下了不知該說是好還是壞的長遠習慣，那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從不信任中的惡性循環一代代產生的無能政府。對政府不信任，一方面是因為民間商人以金錢價值對抗了政治權力，不覺得需要政府，更不可能信服崇拜政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政府本身和商業走得很近，不只是官商勾結，很多時候更是官依賴於商，商還強於官的情況下，政府老是不爭氣，愈不爭氣，愈被看不起，也就愈不被信任了。

這樣的"荷蘭底"，後來又加上了歷史因索，更深化了紐約和其他地方的差異。1776年北美十三州從宗主國英國手中獨立，然而紐約卻沒有同時獲得獨立身份。英軍占領了紐約，負隅頑抗，一口氣僵持到1783年。七年時間，比起臺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那是短了些，可是回頭再想想，中國對日本的艱苦長期抗戰，不也就是八年嗎？

1783年11月25日，紐約才"光復"。老一輩的人至今可能還記得這個專屬紐約的節日呢。那被占領的七年，對紐約的影響很大。商業貿易大幅滑落、人口銳減不說，更麻煩的是處在孤島裏的尷尬與不方便。周圍別人都改用聯邦政府發行的錢幣了，紐約守著英國舊制，要怎樣行得通？紐約只好不得已地折中用西班牙的裏拉，裏拉的習慣是以八分法來算零錢的，結果就是到不久前還可以看到紐約證交所報價老是出現八分之一、八分之二這樣的奇怪算法。

紐約是美國的怪胎，不過卻沒有成為和外界隔絕的"國中之國"。一個重要的關鍵發生在19世紀前葉，那就是伊利運河的開鑿。即使以19世紀那種樂現、進步、前瞻標準看，伊利運河還是樁巨大得嚇人的工程。運河聯結伊利湖和哈德遜河，全長三百六十三英裏，大約是五百八十公裏，而且途中還得設八十三個站，讓船可以從伊利湖的髙度下降一百八十米到達哈德遜河的高度。

這項工程終於在1825年完成了。意義非同小可。我們甚至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條運河保證了美利堅合眾國的統一。沒有這條運河時，新開發的西部生產出來大量農產，根本運不到東部來。便宜的水運幹線只能從中西部向北運到五大湖所聯結的地方，那樣勢必讓中西部和加拿大愈來愈靠攏。還有一條路線是沿密西西比河向南運到當時依然控制在西班牙手裏的領域去。那樣則會方便西班牙向北擴張勢力。

伊利運河提供了西谷東運的管道，用消費與生產關系緊緊聯系了美國的東部與中部，同時也讓紐約站穩了無可取代的轉口站地位。別忘了，所有的東西，包括最枯燥、最平凡的谷物，一旦經過紐約，就變成了商品，就被用商品資本頭腦指指點點、鉆頭覓縫，美國農業商業化的運動，也才就此展開。

紐約的商業精神，通過伊利運河、通過哈德遜河港，傳送到美國各地。然而紐約卻依然保有了自己的獨特性。華爾街至今是無可取代的，紐約的多元文化也是無可取代的，紐約的奇異風華更是無可取代。

臺灣很多人都去過紐約，卻恐怕很少有人聯想到紐約與臺灣之間有什麽樣類似、可以相呼應的地方。我們去紐約，已經先抱定了一個想法：那就是個奇怪的地方，不一樣的地方，正因為奇怪，正因為不一樣，所以才值得大老遠跑一趟。

然而撇開表面的相異，尤其如果加入時間縱深的觀點，我們卻驚異地發現紐約和臺灣在底層有著那樣有趣的聯結。再進一步細究，紐約的經驗好像多少也可以為我們的仿徨前途提供一點參考指引。

臺灣也是最早由荷蘭人奠下了商業基礎的。雖然我們比紐約人更著意地去遺忘"荷蘭經驗"，不過荷蘭人在臺灣種下的商業性農業生產的根，其實從來不曾離土。臺灣的農人很早就增加了為了作物金錢價值而種作的考慮，這也為社會底層做好了商業發展的準備。

臺灣也像紐約一樣，從保守農業眼光裏看，四處都被海洋包圍了，完全缺乏拓展空間。可是從商業貿易的眼光看，這卻是個最開闊最具潛力的轉運站，當年海盜們會選中這個島為其活動中心，當然大有道理。

臺灣也像紐約一樣，聚集了一群不太有信仰、不太受傳統拘執，一心只想賺錢討生活的人。臺灣也像紐約一樣，歷來很少受到好政府庇蔭，對政府的不滿與反抗隨時在血脈裏流竄。

歷史發展卻註定臺灣不會變成紐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特別值得我們深思。那就是紐約人不信任政府、看不起政府，然而相對的民間自主力量卻非常強。自主力量最大的發揮，不是創造不是發明，而是紀律與規範，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強有力的金融中心——華爾街證券交易機制，最早是1817年由私人彼此訂定的。一共有分屬七家公司的二十五個人，在這份重要性不亞於美國憲法的重要文件上簽字，成立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美國聯邦政府成了民主政治最強有力的代表，紐約證券交易所則是現代金融資本最強有力的代表。

臺灣嚴重缺乏這種民間自創紀律與規範的能力。和紐約相比，臺灣還缺乏一條像伊利運河那樣，明確地將臺灣與周圍異質區域有效聯絡起來的紐帶。在這點上，我們的處境當然遠比19世紀的紐約來得艱難。我們無可避免要面對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尤其中國大陸和臺灣直接相倚互激。然而我們和中國大陸的淵源，夾纏了許多仇恨、隔絕與誤解。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同化力量排山倒海而來，讓臺灣的特異性質岌岌可危。

如果紐約的經驗真的可以有用，我們似乎應該努力尋求如何讓自己能在中國大陸和世界的聯系、甚至中國大陸的整合中扮演起一個特殊、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有看清楚了這樣的角色，讓中國大陸了解臺灣的獨特地位、獨特性格對它不但是無害、有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我們才有比較大的機會，能夠保有目前的異質多元活潑面貌，乃至進一步向更異質更多元的紐約看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