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早上，去中研院史語所聽復旦大學劉釗教授講座「從出土資料看《山海經》」，由於題目的關係，聽眾比平常多很多，多達三十來人，其中有外行人，也有讀過幾本雜書就想來印證一下的那種。當然，核心的同行，還有講座的內容，都是不會令你失望的枯燥：我們現在確認了《山海經》可以和許多出土文獻互證，對其內容和來歷更有把握了一些，也可以訂正今本的一些錯字，這些進步都很確實。然而，要說整出一個嶄新的貫通上古史的視野，或至少編一個比今本更可靠的新版《山海經》出來，都還早，再等幾年吧。學術就是這樣，急不來。…

2016年年底，網絡文學用戶數已達3.33億，文學網站日更新字數達2億漢字，文學網頁平均日瀏覽量超15億次，國內網絡文學的產值達到90億元。已走過20年風雨浮沉的網絡文學，今天呈現出一派持續繁盛的喜人景象。而在這背後，挑戰也隨之而來，作品泥沙俱下、作者跟風複制、內容粗制濫造等問題日漸凸顯。網絡文學如何告別“野蠻生長”，肩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和文化擔當，成為業界亟待思考的課題。…

在傳媒文化走出去中，文化差異影響傳媒產品接受的原因是什麼，它又是如何影響接受的。這就涉及機理研究問題。所謂機理，是指“事物內部的工作原理”。[1]更確切地說，是指“有機體內部的工作原理”。[2]機理具有客觀性、因果性、穩定性和原理性。機理與機制的區別在於，後者是指機體的構造和運作方式，前者是機體內部的工作原理，是純自然體系。機理的這些純自然性，告訴我們，在文化差異對傳媒產品接受的影響中，其阻礙作用只能通過減少或淡化文化差異來規避，無法從根本上消除。這就需要我們在消費、交換、分配、生產各個環節，遵循這些自然規律，采取多元方略，最大可能弱化阻礙效應，實現消費者對傳媒產品的最優化接受。…

二、新奇性趨近機理…

跨文化傳播中，各民族國家在語言、歷史習慣、價值觀、思維方式及所屬文化模式上存在差異。對於傳媒產品消費者而言，就形成一種陌生感，從而有一種本能的排斥。這種排斥不僅是對傳媒產品社會客體的排斥，更重要的是對精神客體的排斥。不同文化模式的人們，有自己的知識地圖與認知圖景，會按照此去認知、理解與評判新事物。一旦新事物超出他們的知識地圖與認知圖景，便有可能遭到排斥。並且，人們對事物的認知還有刻板印象的障礙。所謂刻板印象，是指“人們對某個社會群體以及社會事物的一種簡單而固定的看法，是對認知對象的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10]李普曼也說，“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是先理解後定義，而是先定義後理解。我們傾向於按照我們的文化所給定的，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0]…

六、認同性因應機理…

八、思想場同嘯機理…

二

如果說東漢班固等人對於圍棋的這種全新認識主要是體現在文字狀態的話，那麽魏晉文人則更加廣泛地將這種對於圍棋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的認識運用於生活實踐當中。從《世說新語》的記載可以看到，圍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內容和人格修養之一。《世說新語·巧藝》：“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余藝莫逮。”可見是否會圍棋，是評價一位名士的修養的重要參照。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談舉止，是伴隨著高雅神秘的圍棋活動而進行的。他們對於圍棋的貪戀已經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10]（《排調》）…

摘要：從《世說新語》中有關魏晉士人圍棋活動的描寫中可以看到，圍棋經歷了一個從社會的道德教化工具發展演變成為個人才能和人格的展現的過程。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轉變，才會使圍棋成為代表個人文化精神修養的形式，躋身於“琴棋書畫”四大修養形式之中。…

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為名；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傳，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



在阮籍看來，世間萬物的各種形態，不過都是自然的不同存在形式而已。它們的共同本體就是自然。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體本身也是自然的組成部分，因而具有與自然相同的屬性：…

摘要：本文認為，與《晉書》等文獻中全盤否定魏晉士人裸袒行為的指責不同，《世說新語》所描寫的作為士族窮奢極欲生活方式表現的裸袒行為與魏晉士人以反禮教為目的的裸袒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後者貌似荒唐的放誕行為有其嚴肅的內涵，是魏晉士人渴望精神和人格自由的表現之一。

世所共知，裸袒之風為魏晉士族名士放誕行為的重要方面。但人們在談到這一現象時往往不加區分地將有關材料視為一體。這就容易使人們忽略不同的材料作者在選擇使用自己的材料時所註入的個人主觀好惡和觀念傾向。而對於作者這種主觀好惡和觀念傾向的把握，恰恰是文學乃至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和切入角度。就魏晉名士的裸袒之風而言，《世說新語》的作者和當時若干禮法之士乃至《晉書》作者在觀念認識上有較大的差異。…

在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不斷凸顯和強化下，錢鍾書逐漸被塑造成為世紀末的一個“人文神話”。

 20世紀90年代初，“錢鍾書熱”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到“錢學”研究領域，形成了一支不斷壯大的研究隊伍，“錢學”研究初見規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觀照眼光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產生了一批比較有學術分量的專著。胡範鑄的錢鍾書學術與藝術思想研究，業內人士評論是頗見功力[9]；周振甫編著《錢鍾書(談藝錄)讀本》，依據舊學闡釋錢著，以實證見長；胡河清對錢人文思想和語言學的研究厚積薄發，言之有物[10]。陳子謙推出洋洋40余萬言的《錢學論》，系統性、綜合性地闡發“錢學”的精髓。李洪巖把錢鍾書放在平行比較的框架中探討其與近代著名學人吳竊、葉公超等人的關系，兼顧事、學、理，自成體系……“錢學”的研究成果墊高了錢著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詮釋了其“經典”意義。…

 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開始走向世界，去西歐，去北美，去東歐，去南非，最不濟也去日本，新加坡什麼的。總之是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如果說“有路就有豐田車”是一句形象的廣告語的話，那麼“有城就有中國人”卻是當今世界地理的客觀事實。然而實現了地域的跨越以後，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是不是就將成為順理成章的過程呢？地理上的跨越未必意味著文化上的跨越。有些人就是沒有了解和認識非我 文化的願望，他們多少都患有一種很深蒂固的文化自閉癥，我將其稱 為文化的冷感。下面我要談論的是一樁真實的故事，就與這類文化的 盲視和冷感有關。



故事發生在意大利，那時候香港已經回歸了。當我一個人在羅馬城中轉悠了幾天以後，終於覺得這種被地圖和導遊手冊牽著鼻子轉的遊覽有些乏味，於是打電話給一位認識的朋友，請他帶我去幾處遊客不常去的地方。朋友叫喬萬尼•維成侖，此公雖年輕卻非等閑之輩，…

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一位睿智超群的學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里，他的影響從知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鍾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並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鍾書成為一種“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征，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麼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生“錢鍾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麼?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0年的錢鍾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鍾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我盡管感到尷尬，但還是試圖為自己的同胞辯護，“我是搞人文學科的，他們是搞技術的，不知道總可以理解，巴？”“布魯諾難道不是科學家？”對方的追問更不客氣。這回輪到我無言以對了。善解人意的主人迅速將話題轉向了別處，直至酒酣耳熱，揮手作別。



歸途中，我沿著台伯河西岸往梵蒂岡方向的住處漫步走去。一天暑氣盡退，晚風拂熙，燈影市聲，好一個羅馬的夏夜！然而，一路上的好心情卻不斷為剛才的事兒所襲擾。我其實還有很多理由可以辯護，譬如文革啦，歷史啦，極左思潮什麼的。在海外的中國人大多有個不可救藥的毛病，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可以把自己的國家批評得一無是處，甚至在港台和海外華人面前也不甚忌諱，然而在非我族類面前卻是聽不得不同意見，有理無理的總要爭上一氣。不過今天我確實無話可說。…

走過一些馬來西亞的小城鎮，十八丁的衰落，林明的落寞，太平的清凈，安順的冷清，這些小城灑落在馬來西亞的東西南北。小鎮往往以單一的產業起家，卻在產業升級的時候沒趕得上工業時代的步伐，導致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很多小鎮的年輕人跑去大城市，尋找更舒適的生活，或者更有前途的工作。如果用以經濟為導向的單一價值觀去衡量，前往大城市必定是最優的選擇。

沿著南北大道駕車自檳城南下，一路上在霹靂州重巒疊嶂的山丘間穿行，車子行駛至138號收費口的時候視野突然開闊，一座小城怡然的依偎在群山懷抱中。呵，山城怡保到了！

怡保在20世紀的20年代邁入了50年采錫的黃金年代，一個建立在錫礦上的小鎮蓬勃而起，成千上萬華人礦工逐錫而來，夢想和血汗，造就了怡保幾十年的榮耀與繁華。…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5期《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

 2006年末，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與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在大陸電影市場同時公映，在首映會上，賈樟柯甚至帶有些許悲壯的隱喻語調說道，「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

 隨後的事件發展超過眾人的預料，賈樟柯炮轟張藝謀藉助行政資源壟斷院線，實行不公平的電影市場競爭，並且認為張藝謀的電影帶給中國公眾的是一種籠罩性的庸俗文化意識。而後「黃金甲」一片的制片人張偉平出來譏諷賈樟柯的票房低收入和《三峽好人》所獲得的威尼斯影展大獎。就在雙方激戰正酣的時候，廣電總局出面要求雙方緘口，而且禁止報紙繼續炒作雙方的爭論，這一次交鋒隨之也逐漸偃旗息鼓。…

任何時代的學術風氣都難免受到社會精神和氛圍的左右，從而呈現出社會和時代的色彩；任何時代的精神氛圍也都難免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應，並對學術風氣產生雙向的制約。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隨著整個社會氛圍的變化，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風及方法都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八十年代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各種求新意識和獵奇方法的嘗試似乎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曾一度受到冷落的傳統的樸實學風和質實方法。這種學風的逆轉無疑為古代文學研究的返璞歸真找到了正確的途徑和目標。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這種樸學學風的回歸在一定程度上也掩蓋了古代文學研究在思維和方法上的局限。…

與此同時，大乘佛教心無宗與玄學觀點的某些暗合和相互的發明比附，貴族道教中以煉丹服藥見長的天師道的蔓延流行，以及由此派生的神仙思想的泛濫等，都是這一時代潮流的各種表現。受此風潮影響，以文人的個人價值為主體的“道統”的尊嚴也完全取代了以封建皇權政治為形式的“勢統”的尊嚴；以文學脫離各種實用文體為標誌的“文的自覺”更把文人的興趣引向了唯美主義的殿堂。所有這些，都成為制約和影響魏晉文人的心靈和精神變遷的有力杠桿。而《世說新語》恰恰都十分清晰地表現了這種杠桿決定下文人心靈和精神變遷的嶄新一頁。通過這些心靈和精神的變遷，我們完全可以把握那個時代的理性世界的變遷。



作為魏晉時期文人精神變遷的一面鏡子，《世說新語》廣泛記載了魏晉時期文人的生活言行[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