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尤其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在崛起後應該依舊保持相對謙遜的態度，而不應該是有了一些話語權就搞得人心惶惶。

近日，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兩國政府發表聲明，決定與台灣“斷交”。即使此舉使得中國再次被質疑是否許以金錢援助換取他國政府與台灣“斷交”，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仍明確表示此舉體現的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

無獨有偶，在中國捕獲美國無人潛航器事件發生後，華春瑩在答記者問時反問道：“難道你認為南海是美國的囊中之物嗎？！”此次事件中不難看出，中國是繼俄羅斯之後敢於挑戰美國權威的國家，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50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之時，人民寫大字報，開批鬥會，不務正業，將正常的經濟發展全部荒廢，工廠生產陷於停頓，經濟損失慘重。雖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讓筆者不禁想起50年後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產業與消費轉型升級，唯有少數文化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娛樂業蓬勃發展，逆勢而上迎來黃金時代。

50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之時，人民寫大字報，開批鬥會，不務正業，將正常的經濟發展全部荒廢，工廠生產陷於停頓，經濟損失慘重。雖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讓筆者不禁想起50年後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產業與消費轉型升級，唯有少數文化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娛樂業蓬勃發展，逆勢而上迎來黃金時代。…

這些國家/地區就別瞎折騰了，都是做無用功。作為世界“霸主”候選人的中國，在對外擴張的短時間內，必然會讓其他國家/地區感受到不適。只要獲得的利大於弊，這些國家/地區只是需要一些時間去習慣，那麼不適會通過時間磨合掉。

幾個月前，我曾在本欄發表〈中國的強勢姿態〉一文。當時我的觀點是中國不應該在強大後展現出強勢姿態，應繼續保持以往中庸的態度，以便在國際大環境下穩穩地前行。

現在，我不想繼續探討中國的應該或者不應該，而是談談我漸漸體會到的一點，便是中國走到國際舞台並飾演主角的這種勢頭是一種必然，被推著走的中國只是順勢而行罷了。

無論近代、現代，一個國家積蓄了一定的能量後，一個必然的趨勢便是向外擴張。…

或許在不久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字眼對很多中國企業或許還很陌生。可當緬甸的密松大壩（見下圖）等中國海外戰略性投資因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做的不夠而被擱淺，面臨的經濟損失給現在的中資企業敲響了警鐘，不得不重視這個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新生概念。

或許在不久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字眼對很多中國企業或許還很陌生。可當緬甸的密松大壩等中國海外戰略性投資因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做的不夠而被擱淺，面臨的經濟損失給現在的中資企業敲響了警鐘，不得不重視這個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新生概念。…

四．帝王婚姻…

二．士庶之間嚴格的婚姻界限…

摘要：本文從士庶之間嚴格的婚姻界限、新舊門戶之間的婚姻關系和帝王婚姻關系三個方面談魏晉時期隨著士族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迅速崛起而在婚姻觀念方面發生的明顯變化。…

文中“黃公酒壚”當為“黃壚”之誤，表示王戎對與故舊生死相隔的慨嘆。與嵇、阮同類，王戎亦為性情中人。他中年喪子後，山簡前去看望，見王戎悲痛不已，便以“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相勸，可王戎卻深情地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簡受其感動，“更為之慟”[8]（《傷逝》）。…

從《世說新語·汰侈》篇所反映的西晉士族金錢至上、人欲橫流的汙濁風氣中應當得出以下認識：首先，從東漢黨錮清議運動的失敗，到正始文人的冉冉垂落，使士族文人認識到在政治上仍然無法與皇權抗衡。於是，他們試圖疏離政治，另辟蹊徑，從經濟上打開缺口，以金錢的富有來傲視王侯、傲視皇權，從而以金錢來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其次，從這股奢華潮流與儒家禮制的關系上看，它的確已經超出了禮制的規範限制。因此它在客觀上的確具有超越名教的意義，是正始以來得意忘言的人生態度和超越名教潮流的一個側面；第三，以上兩個方面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給士族文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豪和自信。他們再也不用像漢代文人那樣向皇權低三下四，搖尾乞憐，而是可以趾高氣揚、盛氣淩人地俯視包括皇帝在內的世間各色人等。這樣的自信和自豪對後來以文人為主體的文學藝術的自覺與獨立，乃至文人群體人格以道自尊的精神建構，都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摘要： 本文通過《世說新語》對中士族經濟生活有關故事的挖掘梳理，分析魏晉時期士族文人經濟地位的變化給他們精神世界所帶來的重大影響。進而為文化史和文學史研究中有關魏晉士人的灑脫人生態度尋找一種現實的物質基礎。

人的精神活動的內容和形式，都要受到其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的左右和制約。魏晉士族文人之所以能夠傲岸絕世，俯仰自得，是由於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逐漸取得了空前絕後的重要地位。因此，要了解魏晉士族文人在精神風采上發生了什麽變化，首先要了解他們在經濟生活當中發生了哪些與前人不同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於他們的精神生活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和制約。這一點在《世說新語》中有充分的反映。

一、士族的形成與特征…

一代梟雄，不怕遺臭萬年的桓溫也不缺乏這英雄的博大的同情心：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余裏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晉人既從性情的真率和胸襟的寬仁建立他的新生命，擺脫禮法的空虛和頑固，他們的道德教育遂以人格的感化為主。我們看謝安這段動人的故事：



謝虎子嘗上屋薰鼠。胡兒(虎子之子)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指胡兒自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虎子)，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托引己之過，必相開悟，可謂德教。…

(七)晉人韻美學是“人物的品藻”，引例如下：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之美。王雲：“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雲：“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氵＋甲）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桓大司馬(溫)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



或雲：“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雲：“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如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顧愷之和陸探微的畫，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廣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謝朓的詩，酈道元、楊衒之的寫景文，雲崗、龍門壯偉的造像，洛陽和南朝的閎麗的寺院，無不是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奠定了後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趨向。

這時代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於質樸，在思想上定於一尊，統治於儒教；這時代以後——唐代——在藝術上過於成熟，在思想上又入於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裏面的美與醜。高貴與殘忍、聖潔與惡魔，同樣發揮到了極致。這也是中國周秦諸子以後第二度的哲學時代，一些卓超的哲學天才——佛教的大師，也是生在這個時代。…

 五、余論

 就電影的整體社會環境而言，當電影藝術傳播到東南亞地區的時候，華僑華人已經在東南亞地區完成了經濟領域角色轉變。電影藝術的經濟價值引起華僑華人的關註，並在關註中逐漸參與建設，並最終運用電影藝術傳播華僑華人的社會影響。華僑華人在電影產業中的表現，一方面與華僑華人社會角色的轉變有關系，另一方面，也和電影產業與經濟領域的緊密聯系有關。電影產業巨大的商業投入和利潤也是華僑華人參與電影產業的重要原因。…

2002年，彭順、彭發兄弟聯合執導的電影《見鬼》講述女主人公汶在香港移植眼角膜後終於再見光明，亦因此常常見到鬼。汶為了查清真相，尋找這雙眼角膜曾經的主人來到泰國，從而引出另一段冤魂故事。影片前半段在香港，除去“通過移植眼角膜而看見鬼魅”這一創意，其余恐怖橋段基本上都是香港鬼片中習見的套路，電影的後半部轉到泰國，影片籠罩在一片異域風情與神秘主義的色彩之下。這樣的場景與情緒色調轉換既滿足了跨地區投資方的市場要求，又將不同地區觀眾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微妙平衡把握得恰到好處。《見鬼》是泰國華僑、香港資深電影人陳可辛整合甲上娛樂有限公司(Applause Pictures)等國際電影資源制作出品的電影中成功的一部。馬來西亞歌手李心潔憑此片獲得香港“金像”與台灣“金馬”雙料影後。影片由中國香港、英國、新加坡聯合出品，是“泰式港片”逐漸向“帶有泰國元素的國際化港片”方向發展的一個典型代表[11]62。…

三、窺見中國版的“中國敘事”和“世界敘事”

如今西方的“世界敘事”已成惡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國敘事》的噩夢與美夢之間而不能醒悟。為何中國不但可以在紛亂的世界中獨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國不僅堅持了獨立、自主和主權，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策層面告別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極端成分，對各類“舶來品”采取兼容並取、以我為主的更開放、更務實的發展戰略，同時避免了共和國前30年中全局性的震蕩或失誤。

盡管這一過程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它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體所帶來的，卻是鴉片戰爭以來最為持久的安定和繁榮。中國有理由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對現存的問題和挑戰保持清醒頭腦，以更自信、更積極、更務實、更包容的姿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國際化和中國化之間尋找自我並造福世界。…

摘要：從《世說新語》及相關材料中魏晉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從正始到東晉，老莊“物我兩冥”思想、郭象的“獨化玄冥”說和佛教“入不二法門”思想對士人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的嬗變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