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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嚴肅文學”的沈靜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種新的文學的喧鬧。郭敬明可以被看作其頭號作家，他所主持的《最小說》及其“最”字系列雜誌，也可以被視為其代表性的紙面媒體，恰如《人民文學》和《收獲》，是“嚴肅文學”的代表紙媒一樣。

　　 這文學的歷史很短，即便算上混沌一團的發軔階段，也不超過15年。但是，到2010年，《最小說》的單期銷量已經多於30萬份，遠遠超過《人民文學》和《收獲》。

　　 如果比照“嚴肅文學”的標準，你一定說：“郭敬明算什麽文學？”的確，這個帶著化妝師去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大會的年輕人，從形象到身份都很不文學：他竭力將自己打造成一個明星；他更自覺地將文學當做一門生意去做。2007年，他的公司與贊助人聯手，在全國推廣了一場持續一年多的“文學之星”大賽，層層選拔、雪球越滾越大，當2009年在北京某高級中學的禮堂內舉行大賽的最後一場時，上萬粉絲——大部分是中學生——激情尖叫，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種文學的基本性質：它是中國特色的“文化工業”的產品，也說明了郭敬明本人的身份序列：首先是資本家，其次大眾明星，最後才是寫作者。

　　 難怪《最小說》上的作者介紹，通常是這個格式：“某年成為某公司簽約作家，有某某作品上市”。也難怪郭敬明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被法院判定為“抄襲”之後，他可以宣布：“我絕不道歉”，大批粉絲則湧進他的博客力挺：“不管怎麽說，就算他是抄襲的，我也一樣喜歡他！”

　　 這的確是一種和“嚴肅文學”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學——如果我們還用這個詞，也是和以前的“通俗小說”——例如民初興起的言情小說和後來的武俠小說——明顯不同的新的小說。它建基於作家與其作品的新的站位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作家越是成為大眾偶像，他本人就越比他的作品靠前；它更建基於作家/作品與讀者的新的互動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作家是否抄襲、作品是否新穎，都已經不重要了，能否向讀者提供一個可以幫助其確認自我、進而充當其認同物件的光彩符號，才是頭等大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要說，這文學已經開始充當今天的統治階級的得力助手，加入社會的支配性結構的重要一環，它參與的是社會再生產的關鍵環節：持續培養大批並不愚笨、但最終馴服的青少年，將他們的青春激情，轉化為不接地的幻想，和不及物的抱怨。倘說“新資本主義”一詞，可以比較準確地概括當下社會的基本特質，以郭敬明和《最小說》為首席代表的這一路文學，就應該被稱為“新資本主義文學”。

　　 有意思的是，隨著新資本主義文學日長夜大，它在“嚴肅文學”那兒引起的反應也明顯變化。照例的輕蔑並沒有持續很久，反倒是“招安”乃至討好的表情明顯起來。郭敬明本人被邀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盡管依照前例，一旦其重要作品被法院判定為抄襲，已經當了會員的，也該被除名。他的新作更相繼被《人民文學》和《收獲》刊登在醒目的位置上，盡管《最小說》繼續將莫言或王安憶一路的文學，堅決地排除在外。一些五、六十歲、七、八十歲的文學名家，興沖沖地參與郭敬明——或類似人物——主導的各種“文學”評獎和發獎大會，站在邊上分取粉絲的歡呼：他們早已看清楚了，在爭奪年輕人——無論讀者還是作者——的競爭中，“新資本主義文學”遙遙領先。

　　 盡管不情願，我還是得說，至少目前來看，“新資本主義文學”在紙面世界裏的聲勢，尤其是其前景，是越來越明顯地超過“嚴肅文學”了。

　　 7

　　 在紙面世界裏，還有別樣的文學。

　　 無論“嚴肅文學”還是“新資本主義文學”，背後都有一套體制在支撐和規範：由各種官辦或類官辦機構合力構成的主流文學生產體制，和主要由中國特色的“文化工業”——它現在有一個更合法的名稱：創意產業——主導的紙面讀物生產體制。這兩套體制雖然明顯不同，有時候還激烈沖突，但它們並不截然分隔，因此也就共享一個目標：都是要規劃和馴服文學內涵的反束縛、反規範的巨大能量，令其為己所用。

　　 但是，有兩個因素決定了文學很難被如此馴服：首先是主要由“經典”構成的文學歷史，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每年新加入“文學人口”的年輕人。不單是因為這些人年輕、有活力，更是因為現實粗暴地壓迫他們，逼迫他們呻吟和叫喊。

　　 應試教育、職場競爭、高房價、信息渠道管制、以官場為根蒂的社會腐敗、近視、消極、功利主義的主流文化……當這些逐漸連成一氣，仿佛要將年輕人的憤懣之心連根銷蝕的時候，依然會有許多反抗的能量，往體制指引的方向之外，四散分流。

　　 這些能量遠非文學所能容納，但是，如果其他領域裏阻力太大、過於危險，它們也會較多地轉入文學。壓迫性社會結構的文化支撐日益粗大，則又從另一面，促使對這結構的反抗，更多地從文化領域起步，文學，也就隨之首當其沖。轉入文學的能量中，多數或許是去了網上，但也有不少留在網下，網上越是將文學的邊界沖得七零八落，就有越多的能量可以被文學在紙面接納。紙面的世界雖然局促，卻必有一種文學，在現有的各式體制以外——更確切的說，是在它們的邊緣和之間——呻吟和叫喊。

　　 十年來，這樣的文學已經四處冒頭，你甚至可以感覺到，一旦匯聚成團，它可能有極大的潛在體量。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它似乎還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整體輪廓，這裏，我就只能極粗糙地概括幾個可能的特征：

　　 構成其主要作者群的，大多是年輕人，“80後”乃至“90後”，他們瞧不上郭敬明式的寫作模式，覺得那太低級，但似乎也不願步莫言式創作的後塵，在《人民文學》式的門口候補良久，自然，也更無意申請加入作家協會。

　　 雖然是出自不平之忿，總體上，這文學卻似乎羞於神情嚴肅，而更願意擺出調侃和自謔的姿態。以各種“貌似”懦弱、頹唐、沒心沒肺的“搞笑”方式，表達認真——乃至激烈——的社會和人生情懷，這方面，它有極多的表現，事實上已經開始重新定義什麽是“文學的反抗”。

　　 與網上的同類相似，它在形式上也偏愛出格，越是逼近禁區，越常取淆亂文類的姿態。《獨唱團》第一輯裏，韓寒們配了大量插圖文字，又專設一個“一切人問一切人”的欄目，將各種刁鉆古怪的提問，和若幹官樣文章的回應，並列呈現：這是有意將自己藏入非文學的折縫了。2011年春節初一，南方周末以全部版面，刊發16篇總題為“我爸”的回憶散文，頁邊空白處，更印出多行北島、海子、裏爾克……的詩，儼然一張文學報，但其實不是，其中有多篇記者整理的口述記錄，以“家人”的口吻，重描這一年的新聞熱點，似乎撐開一把文學的大傘，就更方便抒發非文學的關切。但另一方面，也惟其開出了這條緊貼著邊界走的道，多位年輕作家——包括歌手周雲蓬——就能借路入場，在通常該是套紅喜慶的新聞版面上，既與多篇“口述”同聲唱一曲不應景的調，也與同時刊出的別的文章對立，凸顯哪怕是再小的空隙，也必多有沖突存焉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