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朋友叫莊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譯家、學者，也是研究詹姆士·喬伊斯的專家。他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對我來說，我寧可把這句話改為“上有天堂，下有書房”。他說在他年少時就想到：反正誰也不知道天堂是什麽樣子，他無妨就把它想像成一間書房。

我讀到這些話時，為他的純，以及他與我不謀而合的價值觀會心地笑了。我心里對這位忘年友人湧出一股深深的感激。因為在這個價值觀飛快變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分，仍是獨自寫作與讀書。有時不免對周圍忙得頭頭是道，不讀書卻也十分充實的人們發聲自愧落伍的嘆息。而莊先生這一席話，使我認識到，我還是有伴的，並沒有落伍得那樣徹底。…

靠墨西哥西南海岸有個鎮子，叫Zihuatanejo（我們下面就叫它Z鎮吧）。我去的時候，還沒有直航飛機。要在另一個墨西哥海濱城市搭長途汽車。四小時的車程，一路之上的村莊、集鎮很像美國西部新片中的景點，有著閑逛的牛仔，髒髒的孩子，大聲談笑的淳樸女人。…

假設我們面前的電影鏡頭中，是推成特寫的一片肌膚，完美的光線，偏暖的色調，使它進入你視覺時不僅可視，並且可觸、可嗅。你感覺到它的溫度，它的氣息，它由於激情的血性而突然改變的微循環，那一根根汗毛興奮起來，被汗汁濡濕。不必將這個鏡頭展開，你可以同這塊肌膚共鳴，你會發生一種界於靈與肉之間的悸動。你尋找一個詞，想形容這感覺，於是有了一個不是百分之百達意的詞：性感。



                                                                                         …

九月十一日，阿拉伯數字是“911”，美國報警電話，連三四歲的孩子都會撥的號碼。九月十一日晚上9點30分，我和一夥朋友正在北京朝陽區一個西藏酒吧里消磨，突然有人告訴我們：“一架飛機撞在紐約世貿大樓上了！”我回到家是十點四十，災難的規模已顯露出來。第四天，我收到一個朋友的電子信件，講述她從世貿大樓死里逃生的經過。讓我感到最不解的，是她毫無我所設想的歇斯底里，相反，她語氣平淡，實事求是，有一點歷史學家的手筆了。

從災難發生之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時，有沒有任何預感——哪怕最極微的征兆——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後一杯咖啡。”也許別人會認為這個問題莫名其妙，但我卻驅不散它。我對一個生命在行將滅亡時的心理活動懷有極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關切或擔憂。…

美國人把愛和恨掛在嘴頭上。常聽人說：“我愛這個，我恨那個。”若把這樣的表達搬到中文里，會很矯情。但有時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於是我拉過英語來。藏在別人的語言後面，誇張一下感情，不覺得太肉麻；肉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語言的問題。

碰到我跟美國人爭論的時候，這優勢很有用。講過火了的話，盡可能推給語言去負責。更何況這里還有個態度問題：我說的是你的語言，我的態度已經對你好了；那麽我如有出語傷人之處，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爭論時，只說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擊。夫妻之間，絕不能用對方的母語說話，萬一說得過分“痛快”，誤會就會產生。我們的爭執從來是各說各的母語，因為必須把握各自語言的分寸、深淺，避免誤傷。…

我的長篇小說《人寰》，是以一個中國女性對美國心理醫生的自述為形式的。小說的語言便是虛擬的英文；也就是說，是外國人講的斷裂英文。在故事開始，我借女主人公之口說道：“英文使我魯莽。講英文的我是一個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確的表達給我掩護。另一種語言含有我的另一個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啟齒的事。”

這些話是我從自己在美國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實體驗。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醫生的診所就診，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為體驗西方心理治療方式。自從我接觸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對他們創立的“傾訴（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