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一日，阿拉伯數字是“911”，美國報警電話，連三四歲的孩子都會撥的號碼。九月十一日晚上9點30分，我和一夥朋友正在北京朝陽區一個西藏酒吧里消磨，突然有人告訴我們：“一架飛機撞在紐約世貿大樓上了！”我回到家是十點四十，災難的規模已顯露出來。第四天，我收到一個朋友的電子信件，講述她從世貿大樓死里逃生的經過。讓我感到最不解的，是她毫無我所設想的歇斯底里，相反，她語氣平淡，實事求是，有一點歷史學家的手筆了。

從災難發生之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時，有沒有任何預感——哪怕最極微的征兆——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後一杯咖啡。”也許別人會認為這個問題莫名其妙，但我卻驅不散它。我對一個生命在行將滅亡時的心理活動懷有極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關切或擔憂。

順著那個安詳地喝咖啡的形象去想像，他（她）如平時一樣，帶著好睡眠留下的松垮和呆鈍，打開大門，拾起報童在早晨五點扔下的報紙，上面套著塑料袋，濕漉漉的一層初秋露水。他（她）在早餐桌上展開報紙，一雙腳勾過對面的椅子，然後兩腿蹺上去；咖啡的滋味從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和半躺，和讀報，和窗外的街道上過往的汽車聲合在一道，才能形成的滋味。得和穿著毛巾睡衣、蓬頭散髮、完全不設防的妻子（或丈夫），和睡意尚濃，卻深一腳淺一腳下樓來的孩子們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滋味；這樣的咖啡滋味，尋常得可以被完全忽略，是這個早晨“一切如常”的標誌。他（她）大而化之，一份報已翻到了頭，翻過天天出現的壞事，夜夜發生的罪孽，於是他（她）格外留戀家里的這份“無事”。留戀盡管留戀，還是匆匆洗浴一新，匆匆選就服飾，匆匆告別孩子和妻子（丈夫），出門去了。他（她）走進電梯，張張面孔都是半熟臉，生活好就好在一切都是半熟的。他（她）走到自己的寫字台前，打開電腦，檢查一下電子信箱：某某照常又寄來一些笑話。笑語也似有所聞，就暫時略過去吧。而誰又有比笑話更重要的事呢？……這時就到了八點五十五分。

我回到美國後，聽了PennsyIvania墜機之前，遇難者給家人打電話的事。他們已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便用最後一點時間告訴親人們：“我愛你，再見了。”使人震驚的是，他們沒有癱軟，沒有魂飛魄散，電話號碼也沒撥亂，是勇氣所致，還是心懷僥幸（說不定我能幸免）？他（她）有沒有懊悔：今早上出門之前，我要多跟他（她）說幾句話該多好！為什麽這個早晨偽裝得和任何一個早晨一樣呢？

撥號的手指或許是顫抖的，嗓音也許是暗啞的，淚珠可能飛快滴落在鍵盤上。那些上千次按過的小數碼鍵，最後一次亮起來；手指自己有記憶，迅速將那十位數編成隊列。電話通了，卻是留言機。他（她）一陣遺憾，或一陣釋然，又一陣語塞。

“我愛你，再見了。”

美國人把這兩句話講煩了。講得一片麻木，講得小說、電影都不敢講了。講得有真情實感的人都不敢講了。在它成了一種無意義呢喃之後的許多年，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早晨的美國人（也許還有非美國人）突然悟到，這兩句話還有未盡的意思，還有未透徹的理解。他（她）的話仍說得很完整。已入了地獄，人反倒心定了。反正沒做的事，未盡的心意是太多太多，只好隨它們去了；一切未完成的，就讓它們未完成吧。

而這兩句話完成了一個儀式。話語帶著尋常早晨的咖啡滋味，留在尋常人家餐桌的那個空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