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把愛和恨掛在嘴頭上。常聽人說：“我愛這個，我恨那個。”若把這樣的表達搬到中文里，會很矯情。但有時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於是我拉過英語來。藏在別人的語言後面，誇張一下感情，不覺得太肉麻；肉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語言的問題。

碰到我跟美國人爭論的時候，這優勢很有用。講過火了的話，盡可能推給語言去負責。更何況這里還有個態度問題：我說的是你的語言，我的態度已經對你好了；那麽我如有出語傷人之處，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爭論時，只說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擊。夫妻之間，絕不能用對方的母語說話，萬一說得過分“痛快”，誤會就會產生。我們的爭執從來是各說各的母語，因為必須把握各自語言的分寸、深淺，避免誤傷。

我生活在美國的第三年，頭一次用英語在夢里亂嚷。把我自己喊醒後，發現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幹嘛是我？！”醒過來，我怎麽也想不起這句話的上下文。也許夢話和夢的情節並不一致；夢話是更生理的，而夢更屬於精神。那時狂練英文，詞匯和句子全錄在聲帶上，夜里聲帶失禁，語句自己就迸發出來，用不著通過思維。想想真是很慘，把自己弄成了一隻八哥，只管往嘴里灌詞兒，懂或不懂，要緊的是嘴一張詞兒就得出來，說它是條件反射也好，是動物本能也好。從那次喊夢話之後，接下去的幾年，我的夢全是無聲的。兩種語言在我身心中作戰，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無所適從的地步。大約是第七年，我的夢開始有聲了，中、英文混雜，十分熱鬧。

直到現在，我仍有一種病態的敏感：一句話說出去，我會馬上檢查一番，句子有沒有語病？時態是否正確？句法夠不夠簡明？……要減低這種敏感度，必須靠酒。往往是兩杯葡萄酒之後，我滔滔不絕起來。一位好朋友跟我說了真心話。她說：“你以為你很自如，其實你很乏味，講的全是廢話。在旁邊看著你，就是可憐你。”

這樣一來，我看見所謂“雙語”，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勃可夫來說，他號稱有三條母語舌頭，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俄語舌頭“具有無限彈性”。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紐約市立圖書館參觀那勃可夫生平展覽，在他一次演講錄音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可以像大師那樣以英文寫作，我亦可以像學者那樣以英文閱讀，而我以英文講話時，就只能像個兒童。”

因此，作為“雙語人”，其實永遠免不了一層遺憾：他的第二語言，總是不能像母語那樣隨心所欲。明顯的表現，就是對幽默的遲鈍。有時我丈夫讀報上的幽默小品給我聽，我時常不知道他怎麽覺得那麽可樂。我做英文演講的時候也發現，觀眾在我自認為幽默的地方並沒有反應，他們大笑時，我往往意識到，他們笑的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