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長篇小說《人寰》，是以一個中國女性對美國心理醫生的自述為形式的。小說的語言便是虛擬的英文；也就是說，是外國人講的斷裂英文。在故事開始，我借女主人公之口說道：“英文使我魯莽。講英文的我是一個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確的表達給我掩護。另一種語言含有我的另一個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啟齒的事。”

這些話是我從自己在美國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實體驗。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醫生的診所就診，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為體驗西方心理治療方式。自從我接觸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對他們創立的“傾訴（Talk Out）”療法非常好奇，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催眠術。據說催眠術能打開人心里最深的秘密，一些被忘卻的童年經歷，都會在催眠術中復蘇。於是我便開始了“傾訴”療法，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時。診費很昂貴，每小時九十元美金。正是在那間又小又封閉的診室，我發現英文中藏著另一種自我。它是年輕的、直率的，因為它就有十來歲。任何一種語言都能產生一種文化、一種氣質，英文對於我，也是同樣的。我在傾訴時，發現自己有著美國式的直接，中文給我的含蓄和成熟，此時全不存在了。說英文的我要外向許多，帶一些孩子氣的虛張聲勢，對別人的反應也有點大驚小怪的。並且，我相信十來歲的英文給我一副認小的神態，亦給我急於信賴別人的眼神。相比之下，說中文的我是老謀深算的，是易於懷疑一切，甚至帶幾分玩世不恭。

這個發現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反思一下，我意識到在許多場合下，一旦碰到難以啟齒的話，我就改口講英文。似乎講了別人的語言，我就不必負完全責任了。我就可以沒輕沒重、沒深沒淺了。有時我在英文小說里讀到一句別致的話，多半是一句粗話或刻薄話，我就試著用在我和我丈夫的對話里。我特別喜歡看他的意外神色，要麽是被激怒，要麽是給逗得捧腹大笑。他說有趣就有趣在我清白無辜的表情，吐出每個字眼都像沒事人似的，給予每個詞匯平等待遇。十二年來，我其實是倚仗十來歲的年輕英文，佔了一些便宜，討了一些寬恕——一看我這人如此出言不遜，人們想，算了吧，不和她一般見識，她又不是土生土長的。

在學校的時候，我們文學寫作系的學生都得在課堂上即席寫作，也必須在下課前朗讀彼此的作品。我的同學們發現我對許多汙穢詞匯是陌生的，有時只是按字母拼音把它們唸出來，並不完全了解它們的詞意。因此我在唸正常詞句和汙穢詞句時，完全是一種態度：認真、不加區別、毫無歧視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怪誕效果：無論怎樣色情的描寫，到我嘴里，一律是公事公辦地給唸出來。好比一個人平調、古板地報告一樁天大的胡鬧。每次我唸到最精彩（也就是最葷）段落，課堂上已笑倒了一片。此後，這些美國同學們串通起來，有心把那些葷段子留給我唸。一些教科書也很葷，比如亨利·米勒的小說，充滿葷話，給我板著面孔，背“三字經”似的一唸，變得滑稽至極。我有時給他們笑得唸不下去了，問什麽把他們逗成這樣。他們回答：“因為那些髒字不屬於你，是借你的嘴出來的，所以那些字眼的邪性和你口齒的無邪形成強烈矛盾。”

美國年輕作家中流行寫粗話。寫粗話似乎使小說生動、酷。一些煽情的、多愁善感的描寫使人難為情，因為西方的審美觀反感情感油膩，提倡低調和控制。我跟一位英國作家聊過什麽樣的小說語言是高級的。他說：“我不能告訴你什麽叫高級，但我可以馬上告訴你什麽是低級。首先，你最好不用副詞。比如，你說：‘他高興地笑起來’，我勸你拿掉‘高興地’。其次，你最好少用形容詞，最好少用比喻句。小說第一頁就出現了‘如同、似乎、仿佛’這樣的比喻句，我馬上就不要讀它了。”這是一個作家對語言的高度自覺意識，對我來說，非常實用。去掉了副詞，減少了比喻句和形容詞的文章，的確樸素許多、淡許多。一些作家不甘於小說的“淡”，便在濃郁華麗的煽情寫作中，加上粗話或詛咒，反諷華麗，低調處理濃郁。這就是要我出洋相的時候。因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拿不準說粗話的語態和腔調，多汙穢的語言在我嘴里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意義。後來它就成了我的優勢，藏在假天真後面，說痛快話、做痛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