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陶淵明"不願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時，他沒有"不賢明主棄"的悲憤和怨言，他的心靈也沒有由此而沈寂下去，相反，回到故鄉以後，他感到是如魚得水，找到歸宿："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一）他是一個真正熱愛自然、擁有與自然相平等的眼光的人。所以，他描寫了大量筆下的自然景象，包括田園風景及農事活動，有一種真正的喜悅、安寧在內。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

從一開始，中國古代文學藝術作品中出現大量的對於自然的動人描繪，並且這種描繪成為它們的重要標志和特色，這是不奇怪的。從中國哲學開始，就不存在像柏拉圖哲學那樣的對自然抱不信任的眼光。在我們的祖先眼中，自然始終是友好、可信和令人親近的，更是藝術家們從中汲取的靈感的源泉。可以自豪地說，我們先天地便從他們那里繼承了這筆優厚的財富。…

雨果（1802--1885）也曾把他熾熱的目光投向了異域的遠方。他有一本詩集《東方集》，展現了一個既野蠻又美麗、既飄散著美妙的樂聲又處處充滿惡作劇的場所。在力圖接近他的描述對象--土耳其人的努力中，他甚至采用土耳其人的那些亂力怪神的想象，甚至韻律上也接近土耳其人音樂的旋律。與已往人們描述的東方不一樣的是，他把恐怖、痛苦、醜惡也帶了進來：火焰正旺的沙漠、北極的冰山、在夜間使船只沈沒的海洋等，當然最後他不忘了說，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蒼茫宇宙中的一顆渺小的星。他發出的最有力的挑戰是?quot;美"和"醜"並置起來加以對照：《巴黎聖母院》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外表美麗而內心狂野的女性，而敲鐘人加西莫多正好相反--內心溫柔而外表醜陋，他的這個理論恰好是從千姿百態而又強烈對比的大自然中得到啟發和支持："萬物中的一切並非都是合乎人性的美，……醜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著優美，粗俗藏在崇高的後面，惡與善並存，黑暗與光明相共。"（柳鳴九譯）…

蒂克（1773--1853）那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法郎茨·斯特恩巴爾特》，敘述了一位十六世紀的青年畫家漫遊意大利的經歷，在塑造人物和編織情節方面被認為是失敗的，但其中關於自然的描寫卻是令人難忘的，他"發明"了一種被稱之為"蒂克式"的景色，尤其代表了德國浪漫派的某些精神特點。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1842--1927）寫道："他們發現在自然蠻荒狀態中，或者當它在他們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時候，才是最美的。黑暗和峽谷的幽暗，使心靈為之毛骨悚然、驚惶失措的孤寂，正是浪漫主義的愛好所在，而蒂克的圓月一成不變地照耀在這些景色之上，宛如舞台上一個用油紙剪成的、背後放著一盞燈籠的假月亮?quot;小說中那位遊歷的畫家斯特恩巴爾特穿著所有騎士們穿的那種"黃色的號衣"，區別在於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月光騎士"。他的"月光曲"是這樣的：

 …

今天已經很難想象，肯定自然和重新發現自然，在當時是一場全新的革命，詩人們需要不斷地和傳統的偏見作鬥爭，卸除古典主義加在自然身上的桎梏。騷塞1774--1843）在長詩《聖女貞德》中，寫到女主人公在回答教士所說："自然只能把你引向罪惡"時，她針鋒相對地回答：

……不，神父，不！

把人們引向罪惡的不是自然；

自然是完全的恩惠，完全是愛，

完全是美！ （徐式谷譯）

 …

《低俗小說》不搞這一套，它不問意義，不做反思，不碰政治更不談反抗。朱爾斯殺人前的那段《聖經》念詞不是為了讓他的殺人行為合法化，同樣米婭吸毒過量的那段場景也絕沒有半點勸誡吸毒者的用意，甚至文森特走火誤殺“小黑”也被昆丁處理成一出笑料不斷的小品：文森特和朱爾斯兩人開著一輛滿是腦漿和鮮血的車子在城里遊走，為了不讓警察發現，同時也為了不給他們的朋友添加麻煩，他們必須要在40分鐘內將車子清洗干凈，這是一樁極富技術含量的活計，以至於他們不得不從總部請來一個專門的問題解決專家來指導他們作業，當兩個虎背熊腰的大漢終於把自己和車子都洗干凈之後，穿著兩件誇張的有些搞笑的T恤站在鏡頭前時，一場原本充滿血腥和恐怖的戲就被昆丁活生生改造成了幽默小品，無反思的暴力表達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2.3 國家暴力VS國家暴力

湯因比說：“戰爭是人類暴力和殘酷性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從街頭鬥毆、黑幫火拼、宗教沖突直到戰爭，暴力行為也就達到了它頂峰。據說從有文字記載的公元前3200年到20世紀的80年代，約5000多年里共發生過14500多次戰爭，平均每年有近3次戰爭，整個人類文明史只有292年沒有發生戰爭。另一說是在人類有記載的3457年中，3230年有戰爭，只有227年是和平的。…

心理學家認為長期觀看暴力電視和電影對孩子的成長尤其不利，其負面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孩子們或許會變得對他者的疼痛和感受越發麻木；

2，孩子們或許會對周遭世界更加害怕；

3，孩子們或許會更傾向於對他者采取攻擊性的行為。⑼

上述三條指控的潛台詞仍舊是，影像中的暴力鏡頭並未如實地反映出真實世界中的暴力語法，而是通過去蔽與遮蔽，誇張與無視之間的交叠重合，建構起一個影像中的暴力世界，並反向影響觀眾對於現實暴力邏輯的理解和把握。…

2001年秋上映的《旗魚行動》（swordfish）具有令人不可思議的預言性和啟示性，在這部恐怖主義者最終勝利大逃亡的片子里，約翰•特拉沃爾塔一開場就對好萊塢混混們的智商下了斷言，他說：“你知道好萊塢的問題嗎，他們都拍爛片，難以置信的超級大爛片，我並不是唱高調的導演，成天抽大麻尋找人生意義，要挑毛病的話很容易，導演和劇本都爛透了，我說的是缺乏真實感……有時候現實生活要比電影精彩。” 約翰•特拉沃爾塔說完這段話後不久，就發生了“9.11”事件，這個具有奇想性質的恐怖襲擊事件立刻讓每一個好萊塢編導低下羞愧的頭顱，沃爾夫岡•彼得松說：“如果誰給我這麽一個劇本，說是恐怖分子劫持幾架飛機，然後撞向世貿中心的雙子塔，並攻擊五角大樓，我會作為一個荒誕不經的笑話斷然拒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9.11”之後，聯邦調查局的高層竟然邀請好萊塢的編導共同研究本•拉登的未來動向。而時隔半年，本•拉登果真就像《旗魚行動》里的約翰•特拉沃爾塔那樣逍遙法外，在不知名的所在曬著太陽，一邊嘲笑美國人的無能。…

作為“專業”的理由，我們在日常世界里很少遇到“準則”，除非你遇到了法律和醫療糾紛，又或者出現在講座、課堂、布道會、官僚機構這樣的場所。準則無需太多的解釋，它就像《第二十二條軍規》，哪怕荒謬絕倫，僅僅因為它是準則，就足以堵上發問者的嘴巴。蒂利以親身經驗為例，他曾經計劃復印一些重要的十九世紀米蘭家戶資料，但是在米蘭市檔案館里，工作人員告訴他只有手持市長的授權信才能使用這些資料，當蒂利費盡周折拿到市長授權信後，工作人員仍舊拒絕了他的拍照請求：“這個小個子男人大步流星地走到窗戶旁，取出一本體積龐大的市政檔案規章，翻到其中一段，宣稱‘檔案館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對檔案內容拍照’，然後將一只手放到這本厚書上，舉起另一只手，宣布：‘我必須依法辦事。’”…

人天生求理解，凡事總要問個為什麽。

 小時候我們拉住父母問為什麽天是藍的、草是綠的，弟弟的蘋果比我的大？稍大一點，我們問為什麽水會結冰，恐龍會滅絕，漂亮的女人是老虎？再往後，我們問為什麽我愛你但你不愛我，為什麽安娜·卡列尼娜要自殺，魏瑪共和國會失敗，“9·11”恐怖襲擊會發生，為什麽1850年前後世界歷史發生逆轉，曾經強盛的亞洲開始衰落而落後了千年之久的歐洲開始崛起？

 雖然問題的角度有千千萬，答復的內容也有萬萬千，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按照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的觀點，當人們追問“為什麽”的時候無非指以下兩種情況：我們要麽在問“這一事件是為著什麽目的而服務的？”要麽在問“是什麽樣的事前情況造成了這一事件？”羅素說，對前者的回答屬於目的論的哲學解釋，對後者的回答屬於機制論的科學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