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生求理解，凡事總要問個為什麽。

 小時候我們拉住父母問為什麽天是藍的、草是綠的，弟弟的蘋果比我的大？稍大一點，我們問為什麽水會結冰，恐龍會滅絕，漂亮的女人是老虎？再往後，我們問為什麽我愛你但你不愛我，為什麽安娜·卡列尼娜要自殺，魏瑪共和國會失敗，“9·11”恐怖襲擊會發生，為什麽1850年前後世界歷史發生逆轉，曾經強盛的亞洲開始衰落而落後了千年之久的歐洲開始崛起？

 雖然問題的角度有千千萬，答復的內容也有萬萬千，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按照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的觀點，當人們追問“為什麽”的時候無非指以下兩種情況：我們要麽在問“這一事件是為著什麽目的而服務的？”要麽在問“是什麽樣的事前情況造成了這一事件？”羅素說，對前者的回答屬於目的論的哲學解釋，對後者的回答屬於機制論的科學解釋。

 羅素的上述區分，一言以蔽之，是在考察“理由的理由”。就此而言，他與查爾斯·蒂利在《為什麽》一書中的工作並無二致。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羅素是哲學家，關心的問題更加形而上，對理由的真假更敏感；而蒂利是社會學家，他更習慣於在看似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經驗背後挖掘理由的社會功能，這讓他的研究更接地氣。

 蒂利告訴我們，當我們面對“為什麽”的問題時，人們給出的理由可以分為四類，它們分別是慣例、故事、準則和專業表述。其中，慣例和故事屬於“通俗”理由，使用的是大多數人都能夠理解的日常語言；準則和專業表述屬於“專業”理由，它們更依賴於訓練有素的話語訓練。如果換一種區分標準，作為理由的故事和專業表述試圖在狀態A和狀態B之間建立因果關系，而慣例和準則強調的是語境的適當性，它們並不試圖建立因果關系。（[美]查爾斯·蒂利著，李鈞鵬譯：《為什麽》，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年版）

 以醫生為例，在職業生涯中，醫生會采用不同種類的理由來應對不同的對象和語境：“例行問題——慣例；遵循醫院規章——準則；會診疑難雜癥——專業表述；面對缺乏醫學知識、無法理解相關專業表述的患者——故事。”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在這四類理由類型之間不斷往復穿梭，為行為辯護，為關系辯護，為生活辯護。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蒂利並不關注理由的真假，他的研究焦點始終落在理由、行動和關系三者直接的互動關系上。換言之，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理由就像是讓社會這台大型機器得以良好運轉的潤滑劑，它並不必然屬實，但必須與情境相符，人們之所以尋找理由更多的不是出於求真意志，而是為了開創、確認、維護和重建關系。

 慣例是多數人在日常生活最常遇見的一種理由類型。蒂利說：“一般而言，在大多數要求舉止得體的場合，慣例的效果好於故事、準則或專業表述，後者只會將交談引向復雜化。慣例確認或修補社會關系。”比方說，當你拒絕某次邀請時，對方非常體諒地替你找出一個慣例式的理由：“我知道你是太忙了！”對此，一個得體的回答是：“沒錯，我真的是太忙了。”這樣的慣例式理由也許與事實不符，但它能夠讓雙方繼續維持體面的關系。相反，如果你的大腦神經突然短路，決定實話實說：“我從不接受不熟悉的朋友的邀請。”這不僅會將交談復雜化，而且會直接冒犯被你當面拒絕的那個“陌生人”，進而導致社會關系的破壞。

 一個人是否具備高超的社會適應能力，標準之一就是看你能否在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中迅速鎖定最適用的慣例式理由。蒂利舉過一個例子，假設A將B的書撞落在地，然後A說了下面幾句話里的任何一句：

 對不起，老兄。瞧我這笨手笨腳的。

 真是抱歉。我沒看見你的書。

 呆瓜！我又把書撞掉了。

 你把書放在這兒干嘛？

 我早就讓你把書擺整齊一些。

 以上每一種表述都暗示了兩人之間非常不同的社會關系。我們很難設想一個妻子會對丈夫說“真是抱歉。我沒看見你的書”。同樣的，如果你在圖書館里對著一個陌生人怒吼“我早就讓你把書擺整齊一些”，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僅會質問你為什麽要撞落我的書，還會對那些“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戲劇性、值得追問或具典型意義的事件”產生困惑，此時就輪到“故事”出場了。

 蒂利把故事稱為一項“偉大的社會發明”，這是因為在復雜的世界中，若想真正厘清千絲萬縷的因果關系，就必須通盤考慮“同步因果、增量效應、環境影響、失誤、始料不及與反饋”等等要素。故事的魔力在於，它刪繁就簡、干凈利落地排除這些棘手的因素，“借助於常識，而非專業技能，故事讓這個世界易於理解。”

 比方說，蘇共為什麽能夠勝利奪取政權？面對這樣一個“令人困惑、富戲劇性、值得追問的”典型事件，慣例（“時也運也”）和普遍原理（“共產主義的勝利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規律”）都無法讓人真正滿意，執政者必須講述一個邏輯一致的故事，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每隔幾年，故事的版本還需不斷推陳出新，主人公的戲份有增有減，劇情的起落變化不定，唯一不變的是故事所承擔的關系職能：“新關系的建立、既有關系的確認、有爭議或變動中關系的協商、受損關系的修復。”

 正如蒂利所指出的，故事並非獨白，相反，它永遠發生在對話中，雖然故事試圖建立起一個因果鏈條，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低估它的修辭本性，除了借助於邏輯的力量，它還要求故事的講述者——無論它是醫生還是執政者——對人的性格與情感有透徹的了解。在講述故事的時候，講述者不是在居高臨下地宣布一個言辭鑿鑿的定論，他們在和聽眾進行對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仔細觀察和評估接收者的反應，試圖說服對方接受這個故事並因此激發相應的後續行動：病人從此接受醫療方案，被統治者重新確立對統治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