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市場化建設模式創新

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是特色小鎮發展的關鍵，因此合適的融資模式對於特色小鎮的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目前PPP模式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得到廣泛運用。在特色小鎮建設過程中為什麼要用ppp模式？

（1） 減輕財政壓力，開拓融資渠道

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為基本特徵的PPP融資模式，能夠有效地綜合使用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本，彌補特色小鎮資金缺口，豐富資金來源。

（2）降低和分散風險…

新浪財經訊 “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今日在成都舉行。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出席並演講。

李鐵表示，城鎮化經驗應是我國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領域之一。一方面，在我國高速城鎮化發展的進程可以借鑒相關成功國家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國高速城鎮化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與其他國家分享。

“特色小鎮就是我們希望分享的一個重要內容”，李鐵稱，“通過30年的城鎮化發展，我國城市人口已經達到了7.8億，現有城市658個，建成鎮2萬多個，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是140個，是全球百萬人口以上城市最多的國家”。…

特色小鎮—中國的"第六產業"+"一帶一路"沿線各省出臺特色小鎮政策!

大規模的鄉村遊成為潮流；

大城鎮到鄉鎮異地養老的現象日益增多；

城裡人到鄉鎮長期居住的現象日益突出。

新市場為特色小鎮發展康養、養老、田園綜合體、休閒養生、文化旅遊等產業提供了巨大的消費空間。

新產業

農村迅速崛起的五大產業…

依靠“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省份的特色小鎮發展也因此受益。據統計，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已有將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出臺了省級特色小鎮相應的扶持政策。其中，連接中亞、東南亞國家與地區的邊貿小鎮、民族小鎮；各具地方特色的海洋小鎮、滑雪小鎮；以及頗具產業扶貧功能的和平玫瑰特色小鎮等成為“一帶一路”上的亮點。

各地扶持政策

突出差異性



目前，雲南省、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福建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湖北省、河北省、甘肅省、海南省、重慶市、內蒙古自治區等省市區均出臺了相應的省級特色小鎮扶持政策。…

柴可夫斯基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中，指責了有些人認為音樂創作是一項冷漠和理性的工作，他告訴梅克夫人“您別相信他們的話”，他說：“只有從藝術家受靈感所激發的精神深處流露出來的音樂才能感動、震動和觸動人。”柴可夫斯基同樣強調了靈感來到時的唯一方式──激發。在信中，柴可夫斯基仔細地描述了靈感來到時的美妙情景，他說：“忘掉了一切，像瘋狂似的，內心在顫栗，匆忙地寫下草稿，一個樂思緊追著另一個樂思。”…

什麽是靈感？亞裏斯多德在《修辭學》裏曾經引用了伯裏克利的比喻，這位希臘政治家在談到那些為祖國而在戰爭中死去的年輕人時，這樣說：“就像從我們的一年中奪走了春天。”是什麽原因讓伯裏克利將被奪走的春天和死去的年輕人重疊到一起？古典主義的答案很單純，他們認為這是神的意旨。這個推脫責任的答案似乎是有關靈感的最好解釋，因為它無法被證明，同時也很難被駁倒。…

在不可讓渡的禮物關系中，集體的感激(感恩)成為權力的源泉。布迪厄(P. Bourdieu)稱之為“象征資本”，奧斯悌稱之為“教父模式”：“我多多地賜與你，給你許多好處，我就可以既提高自己的威望，又使他深深地承情於我。這就是(莫斯)所說的豪宴的原理。”在當代社會中，正如希瓦茲(B. Schwartz)指出的那樣，“個人性的禮物可以是有敵意的，誇耀性質的，因為禮物中含有贈與者的身份，包含著贈與者對接受者的看法。接受禮物就是讓別人把贈與者的自我強加於你。”這樣的禮物“你甚至無法拒絕。”拒絕禮物就是拒絕那個強加於你的贈與者自我，拒絕與贈與者結成一種親善的關系。因此，禮物不只是營造互贈往來的關系，而且是維持高下等級和絕對權力。在權力的等級結構和權力經濟體系中，下級的權力是由上級贈與的，上級把權力給了下級，但仍保有這份權力，因為給出權力的條件就是下級對他的絕對服從。…

在革命教義中，“大禮物”的不可讓渡變成了權力的不可讓渡，即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打下來的江山”和“紅色江山萬萬年”。莫斯的禮物討論已經涉及“不可讓渡的禮物”，但尚未具體命名。莫斯對不同形式的財產作了區分。有的擁有物是不出家庭範圍之外的，贈與這些擁有物的時候，會伴有非常嚴肅隆重的儀式。這種擁有物其實從來就不會真的易手，而只是“借出”而已。…

從公共領域的政治角度看，這是一種根本無法解釋的極端政治愚昧。但從隱私領域的親子倫理來看，那又是再自然不過的人倫之情了。家庭親子關系中，不只中國講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西方人亦不在法庭上傳喚直接親屬提供犯罪證據。以“隱”對待親子關系，私域價值連接(不是替代)公域價值的邏輯是，親子關系中隱過不是要人違背社會正義，沆瀣一氣，而是要人分辨父子間有更為根本的信托關系。若是守不住這個根本的信托，哪裏還談得上一個人基本的正直?一個不正直的人又如何能堅持更大的社會正義?孟子說，“父子不相責善，”意思是，父母與子女之間，不能以完善的道德行為來相互要求。如果這麽做，在一方做不到時，難道要斷絕父母子女的自然關系不成?在朋友、同事關系間可以“道不同，不相為謀，”在親子關系中卻行不通。…

家庭的歸屬包含著一種限制自由的“責任”。對於那些珍惜家庭關系的人來說，家庭的紐帶之所以特殊，乃是因為這種紐帶所包含的責任和義務是無條件的。夫妻之間，父母和子女的相互義務都是“不能不如此”。無條件也就是無選擇。在革命隊伍中，個人的責任也是無條件的，但那不是以“自然黏合”，而是以“組織紀律”維持的無條件。這是一種從外部強加到組織成員間關系的力量。

 革命者掙脫自然家庭，參加到革命組織大家庭中，在革命話語中，這是出於革命覺悟的“自由”選擇。然而，這是一種只能選擇入，不能選擇出的自由。你可以“自由”選擇加入組織，但這種加入的附帶條件是你決無自由退出的選擇。退出組織者獲得的不再是自由之身，而是“叛徒”、“內奸”(至少是“脫離分子”)的“汙點”身份。就在革命同志們因理念或利益不合，權力鬥爭搞得你死我活的時候，你仍然不可能自由選擇擺脫與那些實際上已成“敵人”的他者關系。…

在革命芒果的贈送中，群眾誇示性的“忠誠”是一種“回禮”。這種回禮具有莫斯所說的“強制性”，收禮者不能不對禮物作出感謝的表示。但是，僅僅看到回禮階段的強制性(義務)並不充分。事實上，莫斯明確提到，送禮和回禮都是義務性的。在革命的禮物關系中，贈與者有義務與被贈與者保持一種融洽的、親密無間的關系。在革命話語中，這就是“不脫離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關心”群眾至少在理論上是領袖的一項義務。

 在禮物贈與中，食物占據著特殊的地位。由於食物的獨特性(不能永久保存，生命依賴食物)，贈送食物實際上是“分享”食物。“請客吃飯”因此成為一種聯絡家庭感覺，營建特別感情的禮物形式。海德(L. Hyde)指出，食物和禮物有著特別密切的聯系，莫斯本人就用“滋養”(nourish)或“消化”(consume)來翻譯作為動詞的豪宴(potlatch)。用作名詞，“豪宴”的詞義是“供食者”(feeder)或“吃脹肚子的地方”(place to be…

——重建中國社會的禮物關系

引言：危險的禮物

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裏寫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把“革命”描繪成一種以暴力奪取權力的行為，一種與“請客吃飯”或“溫良恭儉讓”的禮物贈與完全不同的人際關系。然而，41年後的1968年，正當是毛澤東把中國投入另一場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年頭，革命的《人民日報》8月7日刊登的是這樣三條通欄標題：

 “最大關懷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記者：要是柴科夫斯基與勃拉姆斯相比呢？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公認為是充滿了理性思考深度的，你怎麽認為？

余華：勃拉姆斯讓我想起法國新小說派的代表人物羅布－格裏耶，這樣的比較可能貶低了勃拉姆斯。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給我的感覺是結構非常嚴謹，技巧的組合非常非常高超，他差不多將海頓以來的交響曲形式推向了無與倫比的完美，雖然偉大的作曲家和偉大的作家一樣，對結構的把握體現了對情感和思想的把握，可是勃拉姆斯高高在上，和我們的距離不像柴科夫斯基那樣近。

記者：勃拉姆斯相比之下，是不是比較掩飾或者壓抑自己的情感，去追求結構和德國式的理性思考？…

——與《愛樂》雜志記者的談話

時間：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９日

地點：北京

記者：請問余先生哪一年開始聽西洋古典音樂？

余華：我開始聽古典音樂的時間比較晚，今年３月剛剛買音響。以前，也用Walkman聽過一些磁帶，但從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今年剛剛開始。

記者：您是一位作家，您認為音樂比小說還重要嗎？…

這就是那個偉大時代的開始。差不多是身在德國的荷爾德林看到了滿街的工匠、思想家、牧師、主子和奴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可是看不到一個“人”的時候，年輕一代的藝術家開始了他們各自光怪陸離的叛逆，他們的叛逆不約而同地首先將自己打扮成了另一種人，那種讓品行端正、衣著完美、纏著圍巾、戴著高領、正襟危坐的資產階級深感不安的人，就像李斯特的手在鍵盤上掠過似的，這一小撮人使整個十九世紀像鋼絲一樣晃動了起來。他們舉止粗魯，性格放蕩，隨心所欲，裝瘋賣傻；他們讓原有的規範和制度都見鬼去；這群無政府主義者加上革命者再加上酒色之徒的青年藝術家，似乎就是荷爾德林希望看到的“人”。他們生機勃勃地，或者說是喪心病狂地將人的天賦、人的欲望、人的惡習盡情發揮，然後天才一個一個出現了。…

《第一交響曲》讓維也納欣喜若狂，這是勃拉姆斯最為熱愛的城市。維也納人將他的《第一交響曲》稱作貝多芬的《第十交響曲》，連漢斯立克都說：“沒有任何其他作曲家，曾如此接近貝多芬偉大的作品。”隨後不久，勃拉姆斯又寫下了充滿溪流、藍天、陽光和涼爽綠蔭的《第二交響曲》，維也納再一次為他歡呼，歡呼這一首勃拉姆斯的《田園》。維也納人想貝多芬想瘋了，於是勃拉姆斯在他們眼中就是轉世的貝多芬，對他們之間的比較超過了音樂上的類比：兩人都是單身漢，都身材矮小，都不修邊幅，都愛喝酒，而且都以壞脾氣對待圍攻他們的人。這使勃拉姆斯怒氣沖沖，有一次提到貝多芬時他說：“你不知道這個家夥怎麽阻止了我的前進。”為此，勃拉姆斯為他的《第一交響曲》猶豫不決了整整20年。如果說勃拉姆斯對貝多芬是愛恨交加的話，那麽對待巴赫他可以說是一往情深。當時的巴赫很少為人所知，勃拉姆斯一生中的很多時間都在宣傳和頌揚著他，而且隨著歲月的流逝，巴赫作品中超凡脫俗的品質也出現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

這是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大提琴和塞爾金的鋼琴。旋律裏流淌著夕陽的光芒，不是熾熱，而是溫暖。在敘述的明暗之間，作者的思考正在細水長流，悠遠和沈重。即便是變奏也顯得小心翼翼，猶如一個不敢走遠的孩子，時刻回首眺望著自己的屋門。音樂呈現了難以言傳的安詳，與作者的其它室內樂作品一樣，內省的精神在抒情裏時隱時現，仿佛是流動之水的跳躍，沈而不亮。在這裏，作者是那樣的嚴肅，一絲不茍，他似乎正在指責自己，他在揮之不去的遺憾、內疚和感傷裏，讓思想獨自前行，苦行僧般地行走在荒漠之中，或者佇立在一片無邊無際的水之間，自嘲地凝視著自己的倒影。重要的是，無論是指責還是自嘲，作者都表達了對自己深深的愛意。這不是自暴自棄的作品，而是一個無限熱愛自己的人，對自己不滿和失望之後所發表的嘆息。這樣的嘆息似乎比欣賞和讚美更加充滿了愛的聲音，低沈有力，緩慢地構成了他作品裏最動人的品質。…

有一個問題是，薩蒂他們是否真的堵住了瓦格納洪流？雖然他們都是浪漫主義的反對者和印象主義的擁護者，然而他們都是聰明人，他們都感受到了瓦格納音樂的力量，這也是他們深感不安的原因所在。薩蒂說：“我完全不反對瓦格納，但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音樂──如果可能的話，不要任何‘酸菜’。”薩蒂所說的酸菜，是一種德國人喜歡吃的菜。由此可見，印象主義者的抵抗運動首先是出於民族自尊，然後才是為了音樂。事實上瓦格納的影響力是無敵的，這一點誰都知道，薩蒂、拉威爾和德彪西他們也是心裏明白。這就是藝術的有趣之處，強大的影響力不一定來自學習和模仿，有時候恰恰產生在激烈的反對和抵抗之中。因此，勳伯格作為局外人，他的話也就更加可信，他說：“理查？瓦格納的和聲，在和聲邏輯和結構力量方面促進了變化。變化的後果之一就是所謂和聲的印象主義用法，特別是德彪西在這方面的實踐。”…

從《回憶錄》來看，拉赫瑪尼諾夫是一個愉快的人，可是他的音樂是陰郁的。這是很多藝術家共有的特征，人的風格與作品的風格常常對立起來。顯然，藝術家不願意對自己口袋裏已經擁有的東西津津樂道，對藝術的追求其實也是對人生的追求，當然這一次是對完全陌生的人生的追求，因為藝術家需要虛構的事物來填充現實世界裏過多的空白。畢加索的解釋是藝術家有著天生的預感，當他們心情愉快的時候，他們就會預感到悲傷的來臨，於是提前在作品中表達出來；反過來，當他們悲傷的時候，他們的作品便會預告苦盡甜來的歡樂。拉赫瑪尼諾夫兩者兼而有之，《回憶錄》顯示，拉赫瑪尼諾夫愉快的人生之路是穩定和可靠的，因此他作品中陰郁的情緒也獲得了同樣的穩定，成為了貫穿他一生創作的基調。我們十分輕易地從他作品中感受到俄羅斯草原遼闊的氣息，不過他的遼闊草原始終是灰蒙蒙。他知道自己作品中缺少鮮明的色彩，或者說是缺少色彩的變化。為此，他尊重裏姆斯基－科薩柯夫，他說：“我將永遠不會忘記裏姆斯基－科薩柯夫對我的作品所給予的批評。”…

“我記得有一次和裏姆斯基－科薩柯夫、斯克裏亞賓坐在‘和平咖啡館’的一張小桌子旁討論問題。”拉赫瑪尼諾夫在《回憶錄》裏記錄了這樣一件往事──這位來自莫斯科樂派的成員與來自聖彼得堡派“五人團”的裏姆斯基－科薩柯夫有著親密的關系，盡管他們各自所處的樂派幾乎永遠是對立的，然而人世間的友誼和音樂上的才華時常會取消對立雙方的疆界，使他們坐到了一起。雖然在拉赫瑪尼諾夫情緒開朗的回憶錄裏無法確知他們是否經常相聚，我想聚會的次數也不會太少。這一次他們坐到一起時，斯克裏亞賓也參加了進來。

話題就是從斯克裏亞賓開始的，這位後來的俄羅斯“印象派”剛剛有了一個新發現，正試圖在樂音和太陽光譜之間建立某些關系，並且已經在自己構思的一部大型交響樂裏設計這一層關系了。斯克裏亞賓聲稱自己今後的作品應該擁有鮮明的色彩，讓光與色和音樂的變化配合起來，而且還要在總譜上用一種特殊的系統標上光與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