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歸屬包含著一種限制自由的“責任”。對於那些珍惜家庭關系的人來說，家庭的紐帶之所以特殊，乃是因為這種紐帶所包含的責任和義務是無條件的。夫妻之間，父母和子女的相互義務都是“不能不如此”。無條件也就是無選擇。在革命隊伍中，個人的責任也是無條件的，但那不是以“自然黏合”，而是以“組織紀律”維持的無條件。這是一種從外部強加到組織成員間關系的力量。

 革命者掙脫自然家庭，參加到革命組織大家庭中，在革命話語中，這是出於革命覺悟的“自由”選擇。然而，這是一種只能選擇入，不能選擇出的自由。你可以“自由”選擇加入組織，但這種加入的附帶條件是你決無自由退出的選擇。退出組織者獲得的不再是自由之身，而是“叛徒”、“內奸”(至少是“脫離分子”)的“汙點”身份。就在革命同志們因理念或利益不合，權力鬥爭搞得你死我活的時候，你仍然不可能自由選擇擺脫與那些實際上已成“敵人”的他者關系。

一個人參加革命，其實與追求自由無關，至少從結果上看是如此。它解決的只是尋求歸宿的心理或安全需要。提供歸屬和安全感本來就是“家庭”最根本的作用。革命雖然替換了家庭，但提供的是同一性質的歸屬感。在家庭或其它親密的人際關系中，歸屬感讓個人感覺到一種“安定”(security)，也就是“不孤獨”。戈德勃在《禮物的世界》一書中將這種安定感稱作為“公社性的安全感”(communal security)。不同的人對什麽是“幸福生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也會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不同的選擇卻都是基於同一種需要，那就是，人需要在“公社性安全感”的環境中才能幸福生活。

 人的社會歸屬是一種最基本形式的公社性安全。在現代社會中，傳統家庭和家族結構遭到破壞，人變得高度原子化、陌生化，完全被拋入現代群眾社會中的時候，許多人的公社性安全感都會受到威脅，因而感覺到不幸福。革命隊伍填補的正是這樣一種安全感缺失。許多人參加革命隊伍不是因為身陷貧困，有的甚至出身於富裕家庭。他們追求的是一種他們心目中的公社性安全感和幸福。在革命的那個公社性集體中，物質生活也許是匱乏的，但他們覺得可以找到一種對他們幸福感更重要的“靠得住”的人際關系，也就是他們心目中那種理想的“同志”關系。

 任何安定感都必須以自由為代價的。革命隊伍既然是一種提供公社性安定感的關系，自然也不例外。人際關系越自由，個人從關系中獲得的安定感也就越低。既然關系可以自由締結，當然也就可能隨時自由結束。革命不是這種性質的關系，革命隊伍一旦加入了就再不能自由地退出。革命關系的“締結自由”遠遠超過它的“解除自由”。革命帶來的最可怕的懲罰就是“開除”。開除出黨並不是還你自由，而是將你打入徹底的孤獨無助之中。經常有人說，與組織失散，就象成了“孤兒”。這是一種真實的感覺。

 革命運用的家庭模式不符合現代公民社會的公共政治模式，因為它排斥寬容，忌諱批評，為家長護短。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家長專制式的濫權和權力腐敗。家庭是一種特別親近的人際關系，而太親近的關系則會排斥寬容。寬容只能存在於不遠不近的人際關系之中，如現代社會的公民之間。在太遙遠的人際關系中，寬容會淡化為一種實質性的“不在意”和“不在乎”。在太親近的人際關系中，寬容則會被看成是“溺愛放縱”和“不負責任”。在家庭關系中，父母有管教子女的責任。因此，從長輩的“關懷”到理所應當的“嚴格要求”，再到壓迫性的強迫，成為一種自然拒絕寬容的邏輯。

 由於關系特別親近，家庭成員之間還會覺得有相互監管的義務，並把這種監管式的“關心”當作贈與對方的禮物(“為你好”)。被監管的不能拒絕這樣的禮物，否則就會被看成是“不知好歹”，“沒良心”。許多叛逆期的青少年因為受不了這種不寬容的家庭關系，而掙脫桎梏，參加革命。然而，他們卻落入一種與家庭一樣不寬容，卻在別的方面遠比冷酷的革命家庭關系之中。

 革命套用家庭的人際關系想象模式，家庭關系中的“孝道”名正言順地轉化為革命關系中的“忠誠”。這種“孝道”和“忠誠”的共同特征是“親子”倫理。它與現代公民社會“團結”倫理是鑿枘不和的。“團結”和“親子”的區別起源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別。它們在各自的領域中有各自的倫理合理性。但一旦逾越了領域的界限，就會成為對另一個領域的不當幹涉或宰制。

 親子倫理忌諱批評尊長，要求包容長者。團結倫理則無此忌諱，並且提倡批評。儒家的孝道有這樣的教導，“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裏仁)意思是，伺奉父母時，發現父母有什麽過錯，在幾微之時要委婉勸阻，看到自己的心意沒有被接受，仍然要恭敬地不觸犯他們，內心憂慮但是不去抱怨。就是這樣的孝道，被重述為對革命領導的熱愛和忠誠。對領袖先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即使在歷史和事實證明領袖錯了的時候，仍然要堅持他七分成績三分缺點。黨政要員的第一政治大節是對最高領袖的絕對恭敬從命。就算是被他活活整死，也不能公開口出怨言，更不要說是公開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