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可讓渡的禮物關系中，集體的感激(感恩)成為權力的源泉。布迪厄(P. Bourdieu)稱之為“象征資本”，奧斯悌稱之為“教父模式”：“我多多地賜與你，給你許多好處，我就可以既提高自己的威望，又使他深深地承情於我。這就是(莫斯)所說的豪宴的原理。”在當代社會中，正如希瓦茲(B. Schwartz)指出的那樣，“個人性的禮物可以是有敵意的，誇耀性質的，因為禮物中含有贈與者的身份，包含著贈與者對接受者的看法。接受禮物就是讓別人把贈與者的自我強加於你。”這樣的禮物“你甚至無法拒絕。”拒絕禮物就是拒絕那個強加於你的贈與者自我，拒絕與贈與者結成一種親善的關系。因此，禮物不只是營造互贈往來的關系，而且是維持高下等級和絕對權力。在權力的等級結構和權力經濟體系中，下級的權力是由上級贈與的，上級把權力給了下級，但仍保有這份權力，因為給出權力的條件就是下級對他的絕對服從。

 共產黨剛打下江山的頭幾年，把一些政府職務當禮物贈與民主黨派人士，這種禮物是與贈與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不是一般的國家部分權力，而是毛主席、共產黨賜予你暫時運用的權力。這個禮物包含了賜予者對接受者是“下屬”的看法。權力接受者議政必然不能逾越這種“教父模式”的等級高下區分。1957年，高層民主人士對共產黨的抱怨，無論是不是“心懷惡意”，都是一種受禮不知感恩的行為。在等級分明的禮物關系中，高貴的贈與者根本不屑與受贈者平等協商。在共產黨的權力概念中，江山是老子們用槍稈子打下來的，在這些“打江山”的老子們當中，最大的老子就是毛澤東。毛澤東一聲令下“反擊右派”，先前贈與的職位和特殊待遇當然可以立即收回。

 在現代民主政治中，“不可讓渡”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但這是一個與所有公民的“普遍權利”(universal rights)聯系在一起的不可讓渡，不是與什麽獨尊如神的個人合為一體的不可讓渡。堅持不可讓渡是為了防止政府以人民自願放棄權利為借口去剝奪他們的權利。正如尼克爾(J. W. Nickel)在討論人權時所解釋的，“強調人權的普遍性，為的是不要忘記那些受壓迫的非公民、少數群體或社會遺棄者，好讓他們也有權利申訴自己的要求。強調人權的不可讓渡性，為的是不讓政府以人民喪失或放棄權利為借口去施行壓迫。”換句話說，就算有的人出於某種原因“自願”放棄他們的權利，自願當奴才或臣民，政府也不能象對待奴才或臣民那樣對待他們。政府無論以任何理由(如穩定、發展、國家安全等等)不讓人民行使個人權利，都沒有正當性，都是錯誤或邪惡的，因為人民的個人權利原本就是不可讓渡的。

 三、從敵對的禮物到道德犬儒主義

 在革命的話語中，來自“家庭”(革命隊伍)和來自“救主”(領袖、黨)的都是理想化了的，被想象的完美禮物。所有在這之外的禮物都遭到懷疑甚至敵視。這是不奇怪的。誰越是善於把禮物理想化，將禮物用作一種控制他人的手段，誰就越害怕落入他人的這種控制之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4萬多人死亡。當時的中國政府以“自力更生”為名，對外來的援助，包括物質、技術和人員，采取了完全拒絕的態度。

 在毛式革命意識形態中的“自立更生”話語後面，存在著一種基本的國際和人際關系觀，那就是敵對鬥爭和惡意競爭。凡是來自“別人”，也就是“非自己人”的，不可能有真誠的關系和幫助。別人都是會靠不住的，別人的幫助都可能心懷叵測，最終都只會是一種危險的禮物。所謂的國際援助都是控制和幹涉中國事務的借口和手段。在這種封閉鎖國心態之外，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一旦普通的中國人得到了來自外國的贈與，中國政府就不再是他們感激的專一對象。感激的轉移可能觸發忠誠的動搖。政府拒絕了國際外援，始終不肯放棄的其實是一種對人民感恩的獨占權。

 在毛式統治模式中，公有制一直發揮著向人民索取感恩的作用。國家控制人民的一切生存、就業和發展資源，成為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施恩和感恩關系的制度保證。在這個恩賜關系中，每個人所能得到的任何東西和機會都成為一種由上而下的賜予和恩惠。絕對不允許“吃著肉還罵娘”的事情。這種思維方式一直維持到今天。

 毛式公有制的敵人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關系中，物質處在一種去個人化的交換關系中。在以實際利益為交換原則的市場經濟中，物歸物，人歸人，兩者是可以分開的。但在毛式公有制中卻不是這樣。國家給你的禮物是不能物歸物、人歸人的。一切分配給你的東西都是人與物的混合，體現的是贈與者的“關懷”和“愛護”，必須以感激之情來接受。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的時候，一天幾兩口糧和一年1尺3寸布票的供量，仍然是必須感謝的。這些是黨中央、毛主席頂住了國際帝修反封鎖，老百姓才能“幸福”享受的東西。

 人在設想與他人的基本關系時有兩種不同的預設，一種是把他人預設為“朋友”，另一種則是把他人預設為“對手”。亞裏斯多德說朋友是“另一個自我”，而尼采則認為朋友間的基本關系就是競爭和挑戰。兩種“朋友”觀後面是兩種不同的快感，一種是和諧，另一種則是不和諧。毛澤東式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強調的是不和諧的快感。如果與他人的基本關系是爭鬥，那麽對他人時時提高警惕，從反面去猜度他人的善意行為動機(無論是言詞還是行為)，便成為自然的心態。

 從極端美好化的禮物關系，到徹底不相信有任何禮物關系的可能，其實只不是是一步之遙。這二者的共同點就是把禮物關系完全理想化了。任何東西越理想化，也就會越脆弱，從毛時代中國的理想狂熱演化到今天中國社會對任何公共理想的徹底犬儒，其實是一個後毛時代的現象。毛式共產主義理想倡導的是一種徹底理想化的人際禮物關系，它嚴格局限在“自己人”中間，是一種締結“自己人”團結關系的黏合劑。毛澤東所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學習雷鋒”，都是在強調這樣一種禮物精神。但問題是，如果每個人都是雷鋒，那麽誰來接受付出呢?如果人人都毫不利己，那有何必需要別人的“專門利人”呢?這看上去是一種邏輯的悖論，但卻也顯示了禮物關系在現實中原有的兩重性，禮物既有利它性，卻又並不是完全利它的。看不到禮物的利他，就會把禮物總是當作“不懷好心”。看不到禮物的不全然利他，就會不切實際地奢求禮物的絕對純粹。

 禮物關系中的“感激”和“利人”一樣，也具有兩重性。禮物一方面驅動形成密切的人際關系，但另一方面又令人忐忑不安。西梅爾(G. Simmel)稱“感激”是社會行為的基礎，是一種“人類道德記憶”。人際關系中若無感激的維系，定不能維持長遠。但西梅爾同時也看到“感激”令人不安的一面，人一旦接受了禮物，就會永遠處於回報的壓力之下。在毛式革命意識形態中，感激的兩重性是放到“敵我”兩分中來化解的。在革命大家庭和革命隊伍關系中，不存在因感激受脅迫的問題，這個問題只存在於敵我關系中，即所謂的“糖衣炮彈”。這種化解其實是一個意識形態神話，因為恰恰是在革命大家庭和同志關系中，感激才更是有目的地被用作脅迫他人的力量。相比之下，那些被排除在“大家庭”和“同志”關系之外的人們，反倒較少地感覺到“感激黨和偉大領袖”的脅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