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教義中，“大禮物”的不可讓渡變成了權力的不可讓渡，即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打下來的江山”和“紅色江山萬萬年”。莫斯的禮物討論已經涉及“不可讓渡的禮物”，但尚未具體命名。莫斯對不同形式的財產作了區分。有的擁有物是不出家庭範圍之外的，贈與這些擁有物的時候，會伴有非常嚴肅隆重的儀式。這種擁有物其實從來就不會真的易手，而只是“借出”而已。

 這樣一種與原來的擁有者不可徹底分開的擁有物，就是“不可讓渡”的。在毛活著的時候，“紅色江山”就是他的不可讓渡的擁有物，“無產階級政權”也是一樣。這種擁有物上打著毛的個人印記，永遠不能設想，毛會把它們贈與任何他人。即使某些他人一時似乎從他那裏得到了一部分權力，那也只是“借出”而已。從高、饒到劉、鄧，誰也不曾從毛那裏接受到什麽真正的權力贈與。毛死後，鄧當家，原本是毛的不可讓渡的擁有物變成了鄧的。但即使這樣，鄧也不能完全不承認這些擁有物與毛的個人關系。徹底否定毛對“紅色江山”的原初擁有，會損毀“紅色江山”的神聖性，也會削弱它的不可讓渡性。

 懷納(A. B. Weiner)指出，在不可讓渡的擁有物的讓渡關系中，贈與人總是關心如何“給了人，我還有。”在權力轉換時，不可讓渡的權力擁有者在死後可以被用作一個象征，“斯大林用列寧的遺體來營造一個不可讓渡的紀念碑，幫助他自己建立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哥德裏奧(M. Godelier)在《禮物之謎》(1999)中擴展了懷納對不可讓渡擁有物的想法，以此來重新解釋莫斯禮物說中的“豪”。“豪”就是那種擁有物和擁有者的結合。奧斯悌(M Osteen)則認為，應當把“所有”(ownership)和“占有”(possession)作一區別。在有的禮物轉手過程中(如Kula)，不同的人輪流暫時“占有”禮物，但誰都不是禮物的擁有者，因為禮物並不歸他們“所有”。

以這樣的觀點來看，毛以後的紅色政權類似於一個“權力公司”，公司的所有者是“黨”，而一任又一任的最高領導則是公司的經理，是一些暫時占有公司權力的人。毛死後，鄧的個人魅力已經不能與毛相比，鄧從來沒有真正代替毛成為黨政權這不可讓渡擁有物的“所有者”。鄧必須和其它“元老”一起作出權力決定。越往後，最高領導就越是黨權力的臨時“占有人”。後來的繼承者占有的權力越是暫時，權力就越需要從最初的擁有者那裏獲得不可讓渡的特殊意義(毛的象征地位依然穩固)。越不可讓渡，特殊人群相傳才越具合理性(“太子黨”)。

 “不可讓渡”把擁有物神秘化和神聖化。擁有者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崇拜，被敬畏，被感謝。擁有權力，不惜任何代價保持權力，成為一種自我完足的目的，一種本身就具有最高意義的事情。這和民主國家把人民看成是權力的真正主人是完全不同的。

 權力的不可讓渡在革命早期就已經成為革命暴力的一個特征。它發生在“領袖”取代“兄弟”，成為革命關系核心概念的時候。革命在草創時期往往會利用或運用一種較傳統的“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兄弟想象。但這種想象很快就會被殘酷無情的權力爭奪所代替。井崗山上殺王佐、袁文才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刻。

 草莽兄弟的造反隊伍，它也是一種以家庭為想象原型的禮物關系。中國的梁山好漢，西方的羅賓漢兄弟都屬此型。這是一種比一般“朋友”更有約束性，但又比自然家庭更具自由選擇的關系。它的核心關系是“弟兄”，它起黏合作用的價值是“義氣”。然而，在革命隊伍中，“義氣”之上還有更高的“革命原則”。單純的哥們義氣於是成為革命組織原則一定要消除的東西。

 哥們義氣在平時也能起到人際禮物關系的黏合作用。韋伯(F. Weber)在對法國工人村的研究中發現了哥們關系的一些普遍特征。例如，相互幫助的關系雖然有互惠的性質，但卻做得象是無私的有來有往。我幫你做事，不以你立刻回報為條件。你我之間不是沒有回報，而是只有“延期的回報”。哥們關系中的人相互之間不談金錢的事情，“這種習慣的原因可能就是那種所謂的無私關系，延期的回報。”哥們關系間相互幫助，重的是“義”，因此受惠後會有更多的付出行為，即所謂的“為朋友不惜兩肋插刀”。這是禮物關系中的一種“付出的快樂”。

 這種單純的個人性的哥們關系與革命隊伍的組織原則是格格不入的。革命的組織要求所有的成員只對黨的核心(即“領袖”)保持絕對的忠誠。一切其它的忠誠關系都可能威脅到這一絕對的忠誠。革命隊伍的結構核心是黨。在這個結構中起人際關系黏合作用的，不是“義”也不是“情”，而是一系列嚴酷的“組織原則”。革命隊伍中的絕對的忠誠是抽象的，因為革命的普通成員不可能與高高在上的領袖保持個人與個人的關系。這種抽象的關系必須通過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家庭關系實體化，那就是父子關系。革命領袖無一例外地被當作光輝、偉大的“父親”，成為一種半宗教的“天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