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教育正成爲：個人的自我商品化；將自己當作一個商品來生産和展示。而好的教育應該是手、作品和腦的結合。在數碼第三存留或雲計算平台已無法形成一個時代的時代里，教育不僅應該培養生産者，而且首先必須去弄清楚我們須爲社會培養出什麼樣的生産者和去生産出什麼。教育和研究從此都必須是貢獻式的，也必須讓某種貢獻式的公共力量，也就是你我的知識意志、藝術意志、權力意志等，來主導教育的權威，最終將學校和學術機構從官僚和經理手中奪回來。關於教育的目標也需要我們來發明了。…

斯蒂格勒認爲，對於心理-集體的跨個人化而言，所有的知識形式只是生産的一種模態：知識生産意義，而意義是對存留和期待的安排。正因此，知識也構成了我們的關注的形式。而爲了獲得新知識，我們必須培養出一種新的關注，比如在手機屏幕上的關注，那是像對書法碑帖的關係，對圍棋棋盤的關注那樣地需要培育的，因爲那是藥罐。…

三、智能人工化時代的知識的命運

那麼，後現代之後的知識將是什麼樣式的？讓我們從利奧塔的學生斯蒂格勒的技術哲學眼光入手，來討論這個主題。

斯蒂格勒認爲，知識不光必須是在兩代人之間被生産出來，也必須是藥術式地被生産出來：也就是説，必須是在我們中毒、半昏迷下的恢複過程中、在挣扎中使自己復原的過程中被生産出來，才是真知識。在療養、恢復過程中，藥罐式、治療式地産生出的，才是新知識。



必須是藥術式地與美團、阿里雲平台這樣的大平台公司的軍事式鬥爭中，我們的知識生産才有效、才有用（海德格爾説的大難中有大救，是這意思？）。…

《後現代狀況》強調得很尖銳的另一點是，科學的真理話語是用它自己的“內容”來自証合法性的，而其它諸種語言遊戲，如文學、藝術，則是通過使説話者在語用（pragmatic）上平等參與，在敘述之中，去平等地獲得其表達的合法性的。只有這樣的語言遊戲和語用很活躍的社會里，才會不斷有新的發明。科學本來是諸文類之一，今天它卻以真理和論証來稱霸，就剝奪了其它諸語言遊戲的平等和合法性。這是科學話語和歐洲啟蒙-解放話語這兩種宏大敘述的罪行之一。但是這兩種霸權話語本身其實也已玩完，各種語言遊戲事實上平等了，只是，我們自己仍在習慣上仍以科學話語的權威性和績效標準學，來管理社會，甚至主動對照它們來要求自己，正如當代中國大學仍在用美國大學的科研標準，來強壓到文、理、工的研究上一樣。…

在《後現代狀態》出版四十週年之際，張生教授建議我們利用這一“第二利奧塔時刻”，邀請國內各學科的思想工作者，在這一關鍵時點，來像利奧塔那樣，重新敲定這個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的狀況，警示時代，點醒自己。恰好，中國美術學院也在這個時點召開“後現代及其之後”的《後現代狀況》出版權四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作爲呼應，我們就趁此機會，邀請了全國的哲學、文學、藝術、建築、音樂、電影、精神分析、社會學、法學等方面的30多位重要學者，集聚同濟大學，用我們的集體智能，開出一張對於雲計算平台、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和大學狀況的體檢報告。

二、知識：後現代狀態和人工智能狀態…

“人工智能”這一譯法假設了有一種人之外的“人工的”智能，這一假設是完全錯誤的。本文強調，人工智能也是人的智能，原來的“人工智能”這一説法所要強調的，在本文作者看來，只是：智能的人工化。因此，本文在與利奧塔1979年提出的“後現代”對位，提出人工智能時代這個説法時，就更進一步將我們今天的這個用算法和神經網絡來訓練機器去學習（也就是認圖像）來習得人工智能，再將後者用到美團和阿里雲這樣的平台上去更高效地剝削廣大消費者的時代，稱作“智能人工化”的時代。下面我們將學者利奧塔的姿態，來討論智能人工化時代的知識狀況。

一、紀念之緣起…